■尤小立

近些年，与整个社会的改革相比，大学及其内部的改革似乎一直是滞后和缓慢的。有教育学者甚至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基本中止了。

与不乐观的外部评价相对照，局内之人往往不以为意，照旧以巨大的自信，我行我素。因为工作总在做，人员总在变，论文的数量和课题经费都在不断增长，各种名目和头衔也在不断地被发明出来，并会以文字的方式累积到校史中。现实的成绩，也助长了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实际上，大学从来都不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温床，但现实主义在如今的大学里最为流行、最受青睐，也最容易获得眼前的利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里，笔者无意去讲“理想”或“理想中的改革”，既然大学改革已然成为一个“现实”，首先就应该从实际出发。而当下最大的实际，大概就是如何让大学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产生一种切实的获得感。

对于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所谓获得感从来都不单纯是物质形式的。当然，物质基础也不可或缺，改革的结果总不能让教师的待遇一路地走低，但获得感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获得尊重之上。

现在大学的问题是，改革的呼声和愿望来自师生，而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却是行政管理人员。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看问题的方式各异，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又往往由后者来主导，其结果便是一般师生要么不知情，因而不可能产生多大兴趣；要么就被排除在政策、措施制定的流程之外，因而完全失去了以前哪怕是名义上的“主人翁”责任心。

以“大学章程”的制定为例。这个被媒体称为“依法治校的基石”，被大学管理者当成落实《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重要举措，以及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必不可少的章程，从一开始制定，便显示出了明显的冷热不均。

热衷于此的大学管理者似乎终于找到了“制度建设”的突破口，于是大张旗鼓，搭班子、定调子，各校更是争先恐后，竞相出台。但一般师生对此的反应却出奇地冷漠。笔者最近正好接触了几位来自不同层次的高校教师，听到我就“大学章程”发问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投来异样的眼光，而且无一例外地转换了话题。

其实，漠然并非意味着缺乏责任心，主要是因为类似的改革举措与他们的诉求、期望，以及大学实际存在的问题相去甚远。这是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看，除了个别学校以外，“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似乎与章程所应体现的“大学精神”也并不协调。拿大学精神的核心之一“公开协商”来说，一些学校在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中，确实召开过若干次的座谈会，有的学校甚至在网站上征询师生的意见，但现如今的座谈会，大多属于内部协商。因为座谈的对象或是有行政职务的现任领导，或者是前任，连群众代表也差不多都是未来的行政接班人。这些学校核心人士讨论出来的“大学章程”很难让一般师生产生兴趣。

笔者注意看了一下几所著名高校的“章程”，其中似乎都有遇到重大问题，要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内容。但如果制定“章程”时就落实这一条，体现出对一般师生的尊重，那么“章程”的亲切感、权威性，以及师生们因此而产生的获得感，就会比现在强得多。

由此看来，影响一般师生获得感实现的最大因素是，长期行政化以后形成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

现在，大学校长到学生宿舍竟然成了“做客”，而且还要学生主动出面“邀请”。最有趣的是，这个行为还成为媒体关注的“正能量”式的“新闻”，真让人大跌眼镜。校长到学生宿舍本应该是其最基本的工作职责之一。如果仅仅是到学生宿舍“做客”，还不如不来，省得学生事先还要收拾床铺、打扫卫生。

大学的“制度建设”绝不限于反映在文字上的那些规范和规定，没有对问题的把握，没有解决问题的决心，甚至一点做事业的牺牲精神，所有的规范、规定都只能在新鲜感过后变成陈腐的教条。

看来，大学“制度建设”的首要目标仍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崇拜和犬儒姿态。唯有以行政权力为改革对象，才能为进一步让广大师生产生本应具有的获得感提供基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