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一窝蜂去创业不见得好，但是一开始在政策的驱动下总会涌现这样一个浪潮，慢慢地有人发现游戏玩不下去了，就会退到二线、三线冷静思考。

在近日举办的2015海峡两岸青年创业论坛上，一位来自台湾的副校长坐在前排听得入神。当《中国科学报》记者前来采访时，他还沉浸在在场创业青年人分享的“小公司不靠管理”的道理中，“这个道理我也是好久才明白，现在的小青年不到30岁就明白了，后生可畏啊”。

他是台北科技大学副校长黎文龙。他也曾经创业，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所在的台北科技大学培养出超过10%的台湾上市公司创办人、CEO，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的“企业家摇篮”。

不同于以往听惯了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激情、宏大，从他口中说出的“创业教育”分外质朴、踏实。

植入创业的DNA

《中国科学报》：当今的创业环境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黎文龙：随着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技术的发展，新的创业模型、社会形态、客户等将会出现，这会使得创业的频谱越来越宽。按照美国的统计，创业者主要为毕业后8~10年的人。但是，往后初次创业的时间可能会缩短到毕业后4~5年，甚至大学生在没毕业时就开始创业。

《中国科学报》：台湾可以说是创业最多的地区之一，结合高等教育，您有哪些可以分享的经验？

黎文龙：台湾不仅是创业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创业失败最多的地方。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曾经尝试过原子粒显微镜AFM扫描仪方面的创业，曾经也是“百万富翁”，只不过是负债百万的“负翁”。回过头来看，我的体会是创业光有技术是不行的。过去课堂上没有传授创业方面的知识，如今随着ICT的发展，初次创业的时间缩短，大学生创业恰逢其时。包括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等的高校，都在逐渐加入创业课程，迎接创业浪潮的来临。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大学在创业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黎文龙：高校并不要求学生一毕业就要创业，或是将来一定要走创业之路。高校最大的功能是在学生四年的受教育过程中植入创业的基因，未来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就会让创业基因发光发亮；一旦有创业典范出现，你会发现后面有一群跟随者，我们叫典范学习。实际上，典范不仅仅只是典范，还是跟随者做梦的对象，它能极大地激发学弟、学妹的创业热情。等到风起时基因可以发酵，自然而然成就一个他们引领风骚的时代。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大学能够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创业帮助？

黎文龙：高等教育不能忽略这帮有创业心的族群。以台北科大为例，每周三的晚上我们都会邀请校友来给学弟、学妹们做分享，而且相较于叙述自己成功的经验，他们其实更愿意交流失败的教训。这种分享是传统课堂教育中所没有的。

在传统课堂教育中，家里做生意的学生和创业零基础的学生共处一室，每个人所缺乏的不见得相同。学校通过提供经验传承的机会，在开放式交流中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假设他们当中有50个人去创业，其中有1~5个成功，那么它的影响面就是巨大的——1个人创办起30个人的小公司，它影响的就可能是30个家庭，这些营业额几个亿（台币）的小公司累加起来的效应不容小觑。

大学如何把握创业热

《中国科学报》：大陆高校现在响应“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纷纷出台鼓励学生创业的政策。其中，有很多人担心创业过热，对此您怎么看？

黎文龙：举一个例子，大陆高考报名人数是1000万，那么每年就有1000万人是冲着大学学历去的。一窝蜂去创业不见得好，但是一开始在政策的驱动下总会涌现这样一个浪潮，慢慢地有人发现游戏玩不下去了，就会退到二线、三线冷静思考。而学校也会依自己的特色来发展，例如，台湾清华大学想走的创新路线和台北科大想走的路线是不同的，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形成差异化路线。在我看来，创业过热只是阶段性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但是，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大多数人只有一次受本科教育的机会，这一次机会不容试错。为此，高校要把握什么呢？

黎文龙：一些调查数据显示，未来5~10年银行所需要的人力会大幅度下降，由于网络银行的存在与发展，未来柜员数量可能只剩下如今的1/5、1/10。银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随着新工具的产生，大学原有系所里的一些专业需要相应地进行调整。

事实上，一方面，大学一直在进行课程改善。我们不断减少必修课程，降到只剩核心课的程度。台湾的大学四年至少要修满128个学分才能毕业，通常大学会让学生修到135~140个学分，平均下来并不多。英美等国家的大学还在把总学分继续往下降。与此同时，我们大量增加选修课程，设计属于学生个人可依兴趣规划范畴的课程，通过系科的重新整合，以增加他们学习的弹性。

另一方面，说得直白一些，许多知识不需要教得那么深，少数仍有需要教深的，可以通过选修课程提供，但基础一定要扎实。比如，科技创业不能违背基本的物理理论，否则必然没有发展出路。把基础的、专业的知识浓缩到核心课程里，把创新创业的想法纳入某些应用性强的专业中，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面对未来社会的竞争。

《中国科学报》：除了课程调整，台湾高校还为学生创业提供了什么？

黎文龙：除了课程，还有软硬件上的保障。从硬件上，我们的做法是，学生创业想要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学校通过提供“点子工厂”，让他们发现彼此之间不错的想法，让他们自行组合成公司，开展运营。在“点子工厂”之后，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自造工坊”，学生有了小想法需要动手一试，他们可以利用学校提供的初步工具，比如做点焊接、木工等，验证方案是否可行。

总之，“点子工厂”让你找到人，“工坊”让你做出项目。另外，从软件方面我们有创业导师、天使资金、孵化器等保障。软硬件结合保证学生在校拥有良好的创业环境、创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