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隐喻：在中国，几乎每所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最外围，都有一道墙，围墙外是社会，围墙里是这些研究单位，坐入其中，有的成了远离世俗、追求科学的一方净土；也有的像戴上“枷锁”，将科学家紧捆其中，异变成自给自足、孤芳自赏的独立小王国。
曾经的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光所”）就是这样。这个地处西北腹地，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研究所，和同类型的研究单位一样，因为戴着“国家队”的帽子，掌握着大量的科技资源，但不管研发生产，还是所谓的成果转化，一系列的科研工作，碰到那堵高墙时，总会被挡在里面，深锁大院而不出。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13年，该院共有有效专利2.2万件，转化的仅有1955件，有的国家重点支持的科研项目转化率还不足1％。
如今，西光所已经拆掉了那堵“墙”。
国家队就要干国家队该干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家习惯了体制内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
根据赵卫的说法，研究所老一套的做法是，拿国家项目，做科研，发文章，验收，结题，如此反复。至于这些成果有多少能转为民用，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都是这样，国家任务完成与课题验收后，成果便束之高阁。赵卫说，这些都是极大的科研资源闲置，想办法把这些成果转化出去，是每一个科研单位的基本社会职能。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说法。
有一种声音就认为，西光所作为我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领域的正牌国家队，只要把国家的大工程、大计划做好就行，为何还要面向市场呢？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那个被称作最为敏感的问题——科研成果作价低了，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争论最凶时，甚至演化成了西光所的归属问题，它究竟是中科院的，还是国家全体纳税人的？
赵卫说，如果仅是前者，任何从所里流出去的，未在短时间内产生盈利或是重大效益的，都可以称之为资产流失，但如果是后者——今天作价几百万元，明天就可能是几千万元，后天就可能会辐射到更广的社会行业里，产生十亿、百亿元的价值。这还能说是资产流失吗？
后来，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研究所是国家的，而不是院所“私产”，国家队就要干国家队该干的事。
把研究所变成“热带雨林”
理念达成共识，可以动手拆掉这堵“围墙”了，但过程也并不顺利，毕竟，体制围墙是由一个个体制评价指标、方法乃至体系等堆砌而成，动其中一块，就有可能牵动很多人的神经。
尽管从中科院领导到下属单位的领导，基本都认识到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但体制围墙所遗留的“体制评价”羁绊，还是让这项工作始终不能放开手脚，比如，做成果转化影响评职称的问题，谁来控股的问题，利益分成的问题等等。
如何把研究所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出去？成立公司，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但究竟什么是市场的方式，就不是每个人熟悉的。
赵卫团队就遭遇过这个问题：有的公司被研究所管得太死，缺乏活力，难以与市场化的企业抗衡；有的则很快与研究所脱离，缺乏后续科研的支持，也变得半死不活。
说到底，“科学家并非无所不能，搞市场并非我们所长”，赵卫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必须适应市场的规则和文化，不能让孵化的企业又慢慢形成研究所的文化，进行研究所式的管理。
也因此，他定下一条“铁律”：研究所参股，但不控股。
刘兴胜是在美国研究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专家，2006年准备回国创业。西光所提出的参股不控股，与刘兴胜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成立了西安炬光科技公司。如今，这家企业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研发和生产的公司。但西光所的股份却在减少，由最早的38％到现在的不到11％。
在赵卫看来，这再一次验证了圈子里的那句老话：积极性的调动不能空喊口号，实践证明，股权激励是最好的激励手段。
这种做法还对科研有了实实在在的反哺作用，一方面是资金，股权重新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是受益于这个转化的过程，过去科学家看文献找方向，研究的课题企业并不感兴趣，如今市场需求“倒逼”研发，彻底改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传统路径。
10年前，赵卫决心带领研究所转型时，摆在面前的，是一条成败难料的路。10年后，当初那些“离经叛道”的理念，已然成为主流和共识。
西光所博士、西光所首个孵化器中科创星首席科技官米磊告诉记者，西光所的这条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互相成就的模式。在他看来，传统制造业是农田模式，要不断除去杂草，才能种好庄稼，而硅谷是热带雨林模式，要素聚集后，企业自然生长。
他也希望西光所能成为一个适于高科技企业生长的热带雨林——聚集人才、资本、技术、服务等要素，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接力棒体系，形成帮助企业从想法到知识产权再到上市的完整创新产业链。
事实上，任何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都不可能仅靠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恰恰契合西光所另一个身份——技术之母。赵卫说，为企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做企业的技术之母，这是他们能够快速孵化高科技企业的又一个“秘诀”。对于研究所，他认为，要面向市场，但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否则科研没人做，谁来孵化技术？
两年前，赵卫在给陕西省领导汇报时打了一个保票：从当时起到2017年，西光所可以孵化出100家高科技企业。如今，他已经提前完成目标：孵化企业100多家，产值达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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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国家队走向市场的三道关
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
（1）羡鱼者多，织网者少
2015年下半年，中国科协受国务院委托做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报告》。该报告提到有六成的科技人员愿意创业，但仅有2.5％开始创业。而且，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业意愿相对突出，调研显示30岁以下的科技工作者创业意愿高达64％，为所有年龄段中比例最高，但已经创业的也仅有1.8％。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报告调研的专家认为，一种情况是，科技人员主观上并不具备创业能力，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创业经验等；也有部分科技人员所做的研究很难转为市场应用，有的太过于“高冷”，有的则从立项开始就不接地气，只能发表文章充充数。
（2）沉睡的专利难唤醒
一家研究所的负责人告诉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朱希铎，他们所每年约有200项新的专利诞生，目前已经累积了千余项。但这些专利无一例外都成了“死专利”，放在库存里“已经快要发霉”。
朱希铎发现，这背后有深层次的问题：作为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和实验室之间，往往是一种断裂式的合作、推诿式的配合。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着眼点仅在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国家专利，并没有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积极性去和企业合作。
（3）卖出去才是硬道理
“我们给国内所有可能感兴趣的3000多家企业挨个打电话问，还是没一个人想要你的东西，这样的‘成果’做出来有什么用？”中国技术交易所总裁郭书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科技国家队走向市场时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部分科研人员对市场的认识不足。有人对自己的成果估价过高。中技所挂牌的第二天，有人找到郭书贵，拿出一个永动装置开口就要价1000亿元人民币。对方对他说：“这么好的东西我拿到美国去卖，至少是1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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