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8日周光召（左）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吴大猷（前右）、李政道（前中）一行。.

11月25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90诞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原秘书长、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撰文，讲述一些李政道先生促进海峡两岸科学界交流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政道先生不仅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工作付出了极大心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为年轻人创造机遇——创办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计划”，开启了“文革”后留学之门；创议并帮助中国建立了博士后制度，使中国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成为制度化；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政道先生不仅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工作付出了极大心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为年轻人创造机遇——创办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计划”，开启了“文革”后留学之门；创议并帮助中国建立了博士后制度，使中国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成为制度化；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创办了“秦惠?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 ?政基金”），此外，李政道先生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国内有关科学与教育单位合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现代物理中心等，促进了中国学者与国外的交流……这些工作在改革开放初都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已为科学界所公认和赞扬。

事实上，李政道先生还积极奔走于海峡两岸，为促进两岸科学界的交流和推动祖国统一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和贡献。作为亲历者，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些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往事。

海峡两岸学会共入国际学会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开始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在我们学会加入国际科技组织的名称问题上，一直与台湾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国际物理学会），就因为在名称上遇到很大的困难而陷入僵局。为此，国际物理学会和海峡两岸都希望李政道先生能作为中间人直接与两岸科学界领导沟通、调解，以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双方都能参加1984年10月7日召开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李政道先生十分热心、认真地向海峡两岸做了大量工作。他分别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及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及其代表沈君山（台湾“中研院”执行秘书）多次通过电话、传真讨论，帮助双方沟通。在得到台湾当局批准后，双方初步取得共识。1984年9月25日，李政道先生与沈君山签署了备忘录。9月30日，李政道先生抵京后，在机场就与周光召讨论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10月1日，李政道先生就此事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建议。经邓小平同志同意，中央批准后，10月5日，周光召与李政道先生在京签署了备忘录，双方均同意台湾方面用中国台北物理学会的名义参加国际物理学会，解决了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均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的问题。10月7日，双方得以共同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这两份备忘录的签署，是两岸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人的事情通过中国人自己商量解决的愿望，开辟了大陆和台湾直接对话的途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来，其他学会均照此方式解决两岸学会同时参加国际学会的问题，也促进了海峡两岸科学家的接触和来往，增加了互相了解和信任。

一次没能实现的两岸高层会面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过程中，还有一段至今从未对外公开的事情，就是海峡两岸高层曾经可能借两岸三台同步辐射加速器的学术会议，于1985年10月或11月在美国接触。这比1993年的“汪辜新加坡会谈”要早7年多，而且级别还要高，在当时是十分敏感、十分机密的事情。

1984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李政道先生应邀在北京、上海、合肥、西安访问讲学。5月下旬在京期间，邓小平、万里、胡启立、邓颖超分别接见了他，其间李政道先生都向他们谈道：“现在中国有三台同步辐射加速器正在建设，其中一台在北京，一台在合肥，另一台在台湾，都拟在1988年完成，这无形中是一场比赛。这种竞赛，搞得好，可以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

他还正式向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提出：“如果进展得好，我拟在1986年，在美国组织一次请三家（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和台湾同步辐射加速器研究中心）一起参加关于建造同步辐射加速器的讨论会。”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此都表示非常赞赏和支持。

李政道先生返美后即为此积极准备。他先找袁家骝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袁家骝先生也非常赞成。于是李政道先生找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主任萨米欧斯，希望能在布鲁克海文举行“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萨米欧斯也十分支持。1984年6月11日，李政道先生给中科院负责北京对撞机工程的谷羽同志来了一封特快专递的信，把他回美后与各方面商量的情况及初步安排告诉了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

收到李政道先生的信后，谷羽同志征求了高能所领导的意见并报院领导后，复电李政道先生同意他的意见，同时向中央领导报告了此事进展。邓小平同志于8月15日作了批示。1984年10月，李政道先生来北京参加对撞机工程奠基时，与谷羽、周光召等商量后，把“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的时间定在了1985年10月16—18日。他表示，他1984年12月要去台湾，届时尽力设法让台湾的要员参加这个会，希望国内配合，以促成双方高层要员的接触。

1985年1月29日，李政道先生返美后给谷羽同志又来了一封信，告知台湾“政务委员”李国鼎、“国科会主任”陈履安和“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已经同意参加10月份的“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显然这也是在台湾当局批准后的决定。

这些消息报中央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3月8日邓小平同志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要参加，主要问题是对方身份较高，我们也必须确定合适人选。”方毅和胡启立同志亦都作了批示。1985年3月15日，中央委托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台湾当局的情况，鉴于台湾政局不定，李国鼎等人10月能否赴美出席这次会议，尚可能有变化。因此，建议推迟到台方决定出席人选后，再报请中央，决定方毅同志是否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根据与李政道先生商定的意见，正式回复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主任萨米欧斯，按会议要求的人数由谷羽、林宗棠和周光召同志分别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代表团和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代表团参加10月16日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召开的国际同步辐射会议。

7月30日，中国科学院、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领导小组、外交部联合上报国务院《关于参加国际同步辐射会议的请示》。这个报告上报期间，萨米欧斯来函邀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参加会议。同时李政道先生还邀请了负责北京对撞机工程、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参加这个会，北京市同意了。这样，8月28日，上述三部门又专门上报国务院《关于卢嘉锡、张百发同志参加国际同步辐射会议的请示》。这两份请示国务院都批准了。

1985年10月16—18日，“专用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及使用国际讨论会”如期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举行。但是由于当时台湾当局未能突破他们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李国鼎和陈履安等要员并没能来参加。因此，方毅同志也就没去参加。于是这次会议就从双方高层接触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学术会议。但这次会议开启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这个功劳应该说是李政道先生和袁家骝先生的，特别是李政道先生，他费了很大精力来促成这个两岸学者的会议。

促成吴大猷先生访问大陆

此后李政道先生又精心策划，多次与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商议，终于在1992年5月17日促成了当时85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以参加首届“东亚·太平洋·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的名义访问大陆。吴大猷先生来访是当时台湾在任高级官员正式访问大陆，而且是由中国科学院正式邀请的。因此，此事对两岸的震动很大。李政道先生夫妇亲自赴台迎接并陪同恩师到北京。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知道届时一定会有很多新闻记者要采访吴大猷先生，但他年老体弱，不宜被太多打扰。因此，周光召亲自选定吴大猷先生下榻在颐和园附近的达园宾馆，那里比较安静，外人也进不去。吴大猷先生到达时，周光召等人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这是吴大猷先生阔别46年后首次重返大陆，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不能随便请假，周光召同志专门向党校领导帮我请了一个月的假，让我来负责整个接待工作，全程陪同吴大猷先生。吴大猷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欠佳，对我来说，当然压力很大。好在李政道先生夫妇全程照顾他，他们还让儿子李中清来陪他。李中清从小就与吴大猷先生很亲热，老人也很喜欢他。

吴大猷先生这次访问大陆主要当然是为了参加亚太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的有关研讨会和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吴大猷先生认真听了研讨会和学术报告，并参与讨论。在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十分认真，不但看了总体模型，而且坐着轮椅沿着长长的隧道，仔细观察每一部分，并向高能所研究人员提问，与他们讨论。当得知基本上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研究所和工业力量，在短短四年就建成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后，他惊叹不已，高度赞扬。对比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主要是向外国买的，他感慨地说：“大陆在高能物理方面已取得了世界水准的成就，太了不起了。台湾没有人才，只能买国外的。”他还与李政道先生讨论了让台湾参加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来促进台湾科技水平的提高。

访问大陆期间，中央多位领导与他见了面，气氛十分融洽。吴大猷先生还重返了30年前任教的北大和母校南开大学，在北京会见了科学界的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王承书、张文裕、卢嘉锡、贝时璋、汤佩松、黄汲清等旧友新朋，并与在大陆的亲友欢聚。特别是在李政道先生的精心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物理学会于5月31日在钓鱼台举办了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海内外300多位物理学家参加。这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大盛会，恐怕也是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宋平、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会见了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等出席联谊会的海内外物理学家。

因为当时吴大猷先生是作为首位台湾现任高级官员访问大陆，因而两岸新闻界对他的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和关注，台湾不少记者是从台湾跟着来的。由于达园宾馆外人不能进，他们就在宾馆门口等，所以达园宾馆大门外每天都有不少汽车等着，我们一开车出去他们就跟着。吴大猷先生此次访问大陆，打破了两岸科学界隔绝40多年的坚冰。很快，应吴大猷先生的邀请，同年6月8日，谈家桢、张存浩、吴阶平、邹承鲁、李林等7位大陆科学家赴台湾访问，这是40多年来首批访台的大陆科学家。此举被称为海峡两岸科技界的一大盛事。此后，同年9月，赵忠尧、汤佩松、黄汲清等又应邀访台。1994年1月，周光召应邀率团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两岸产业科技研讨会”，受到了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欢迎。两岸的科学家互访和学术交流，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吴大猷先生送给我一块台湾中研院的纪念手表，多年后，我把它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院史馆，让它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