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瑜

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为体现治霾的决心与力度，不少地方官员甚至纷纷与中央政府签署“军令状”。然而，在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廖宏看来，这些“军令状”的设立缺乏对霾变化规律的科学认知，甚至有几分“自套紧箍咒”的意味。

“立军令状的初衷完全可以理解，能看到官员们的雄心壮志，但这绝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在日前举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研究”媒体见面会上，廖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局地范围内，污染物可在一两天的时间里从一个城市扩散到另一个城市。“所以，即便某地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但若邻近区域污染物的浓度很高，立军令状的城市PM2.5还是有超标的可能。”

令廖宏感到不解的是，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内容：某地环保部门称，本年度PM2.5浓度指标平均降低了多少个百分点，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显著。

“这些降低的数值究竟是减排措施带来的，还是本年度气象条件贡献的，比如大风给刮掉的？”廖宏强调，如果不能对治霾过程中的人为排放和气象因素加以区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地回答治理效果的问题，同时也隐含着很大的“危险性”。比如，某地2015年PM2.5浓度平均降低了10%，那么该地区很可能在下一年度提高治霾指标。“若下一年已经尽很大努力减排，但气象条件不利，结果有可能是PM2.5不达标。”廖宏表示。

“在影响PM2.5浓度的机制方面，人为排放的确是霾污染的主因，减排是必须的。但PM2.5浓度的逐年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气象场逐年变化的影响。”廖宏说。

廖宏团队通过数值模式模拟发现，假设人为排放量不变，气象场导致的华北平原PM2.5浓度逐年变化的平均幅度为18%左右，而“国十条”中2012～2017年给出的京津冀PM2.5年均值的减排目标为25%。“这意味着在‘国十条’框架下评估减排效果，需要相关部门区分治理中减排和气象场的分别贡献。”

在分析了几十年来的风速变化后，廖宏发现，近年来风速平均值的确在减弱。“气象场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忽略的。我们不仅要加大减排力度，更要明白治霾的机理。”

此外，对于近期公众普遍关心的臭氧污染问题，廖宏指出，臭氧浓度与雾霾浓度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的臭氧污染之所以不是很严重，是雾霾浓度较高带来的结果：一些臭氧的前体物会吸附在气溶胶颗粒表面，从而使臭氧浓度大大降低。

未来随着PM2.5得到控制，臭氧问题也将最终出现在公众面前。“欧美现在的臭氧浓度是高于中国的。”据廖宏介绍，臭氧本身也是一种污染物，是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对呼吸道健康有害。

与PM2.5不同，臭氧具有长距离输送的能力。因此，很多欧美国家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大气污染对其臭氧问题有影响。对此，廖宏解释说：“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我国的气溶胶浓度很高，所以大幅降低了臭氧浓度，中国目前对欧美臭氧的贡献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