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左东岭

人大代表孙宪忠

政协委员林金星

人大代表方新

两会发布 科研管理

科研管理制度，应该是服务于科研还是管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找票据、跑报销；没有司局级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乘坐高铁只能报销二等座车票；不是在参加评审，就是在去参加评审的路上……哪些“繁文缛节”应该砍掉，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报销

几年前办公用品发票

要解释几块钱的用途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探索未知世界奥秘的科学家与精打细算的会计怎么也扯不上关系，但在每年年初申报项目和年底财务报销时，科研人员特别是实验室（课题组）的负责人，都要像会计一样精打细算。申报课题的时候，他们要充分发挥想象力，精确预算未来几年要花的每一项经费，如差旅费、交通费、会议费、仪器费、试剂费等，以免将来超支或者不够。

“我们现在做科研经费预算，很多教授如果手下没有几个兵，那你自己就要变成财务专家。”在政协农业界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林金星教授吐槽。“我那天到某个科研单位调研，好几个教授就跟我讲，现在编制课题研究计划，要想当技术专家，得先当财务专家。编不出来，批不下来。”同组的陈锡文委员插了一句。由于小组里有多名高校科研人员，林金星一起头，大家纷纷接力吐槽。

除了预算环节要求严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宪忠认为，“一些地方的报销审查严格到了极端”。“有一张几年前几块钱的办公用品发票，让我解释用途，不然就要退钱。”

预算

课题项目还没开始

怎么预测开几个会

科研经费的管理原则之一是“专款专用”，所有经费的使用必须符合预算。但由于预算是超前做出的计划，不仅要做项目内容使用方面的预算，还要加上严格的时间表，“买醋的钱不能用来打酱油”，这是委员们对预算编制僵化的比喻。

“到年底用不完的要收回，但是科研工作本身就有不可预知性，也不是到年底准能完，财政年度和自然年度不一样，有的拨款一层一层批下来，到账太晚，我看有的课题组12月30日到的经费，你让他怎么用完？他不调账、不作假就通不过审计。”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原副书记方新举例说。

方新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经费对好多科研项目没有稳定的支持，有的科学家为了保持廉洁性也省出一些经费准备下一个课题，都收回怎么做准备？“有些国家重大专项都是提前好几年，在立项之前就开始做预算，比如说会议费和差旅费，但项目没开始怎么预测要开几个学术会议？要在哪开？不超过预算把科目根据到时候的实际情况调整一下行不行？”方新认为，严格预算管理，防止经费浪费和慢用初衷是好的，但是工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地来，不能太机械。

“再比如说买设备，我看最荒唐的是，预算是要买第一代，到买设备的时候好几年过去了，买的是第三代了，审计说通不过，没按预算办，问题是科技日新月异，设备几年过去以后已经不能用了，配件都没有了，又没超过预算范围或者超一点，为什么不能买新一代的设备，这个能不能调整？”方新补充说，现在有调整的手续，但是太繁杂了，“所以总理讲要去掉这种繁文缛节，我是特别赞成的。”

经费

科研经费不能提取报酬

导致大量项目主动放弃

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不论科研项目的性质，也不论经费的来源是从纵向课题（通常指国家项目）而来，还是由横向课题（通常指一般法人自然人的委托项目）而来，科研人员均不得从科研经费中取得劳动报酬。有科研人员笑称，农民工还能讨要“加班费”，他们承担了辛苦的劳动，项目经费却不能给予一分一文的报偿。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宪忠参加评审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人中，教授以上级别的科研人员已经屈指可数，著名教授申报课题者几乎没有，“现在国家科研投入这么多，但是大家都不申请课题了。2014年，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只有一个人申请课题。到2015年，没有一个人去申请课题。”孙宪忠说，现在不论科研项目性质，科研人员均不得从科研经费中取得劳动报酬，这已经导致大量科研人员放弃了申报科研项目。

但在孙宪忠看来，恰恰这一批人才是最懂专业、最有科研能力的，而目前申报本职工作以外的研究课题的主力人员，是职称在副教授以下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是为了评职称才这样做的。”最有科研能力和经验的科研骨干，对申报课题意兴阑珊，已使许多领域的课题申报人实际整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出差

出国参会不准超5天

科学家忙着赶飞机

因为行政人员因公临时出国一国只限5天的规定，不少兼有行政身份和学者身份的教师成为了“空中飞人”，或者拖着箱子凌晨赶飞机，或者多次往返徒增路费。“北京某高校有一位教师（同时兼任处级干部）到意大利米兰大学参加国际学术对话会，完全由会议主办方提供相关费用，米兰到中国的航班是一天飞北京一天飞上海，本次出访的第五天恰好是飞上海，但是因为要执行一次出访活动只能五天的规定，他只好先飞上海，然后再由上海飞回北京。”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举出了如上的例子，这位教师明明可以多留在米兰一天直飞北京，却不得不在上海转机。在左东岭看来，“我国目前的高等院校中，大量存在所谓‘双肩挑’现象”。许多高校在出国手续办理、国际学术交流和举办学术活动等方面未能严格区分行政身份和学者身份、行政行为和学术行为等差异，对于正常的科研教学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本组文/本报记者 董鑫 孙静 李泽伟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魏彤

权威回应

针对一些高校的管理工作对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带来的影响，日前，在全国政协教育界的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科研人员出国限制天数等行政化管理的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目前高校方面的相关规定还没有细则，只能“一刀切”执行公务员的管理规定。

“管理就是服务。”袁贵仁表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转变工作作风、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做到“放管服”结合，教育部会完善有关管理规定，“我们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全面从严治党；二是调动所有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

同样列席联组会的科技部秘书长李平表示，关于高校教师的出国问题，科技部已同外交部进行了沟通，允许科研人员出国不按行政人员办法管理，相关文件会尽快公布。而对于科研经费限制严格、“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的问题，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高瑞平表示，现在调整权已经下放，科研人员只需给依托单位备案，不需再上报审批。（原标题：代表委员吐槽科研管理“繁文缛节” 经常忙于找票据跑报销 科学家还得会当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