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自然出版集团发布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2016，中国科学院在综合性的全球科研机构排名中高居榜首，得分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哈佛大学的两倍，化学、物理等学科也力压群雄，领跑榜单；另外，多家中国产业机构也进入了全球50强。

成绩佐证了进步，但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被遮掩。中国科学院的多个“第一”或多或少借助了体量的优势。而在可以类比的高校领域，即便是北大、清华等，距离哈佛大学等第一梯队的一流高校，在自然科学领域仍有一定距离。

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齐头并进，需要教育科研体制改革的双重发力。4月7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在清华大学第17次科研工作讨论会闭幕大会上强调，教育科研体制改革要“尊重学术权力、强化问题导向”，实际上道出了目前我国教育科研体制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治理结构、专业设置、人员聘用和绩效考核等方面，仍然没有树立起学术权力的地位，仍然部分地存在“官本位”现象。简单照搬行政管理的方法管理教育科研，集中力量出一个中科院容易，出十个世界一流大学，难。

当然，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一个“放权”可以概括。在欧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政府部门不插手具体的科研项目管理，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就成了“甩手掌柜”，而是要发挥统筹协调功能，努力做好该做的事。

科研项目的管理首先应做到法治先行。无论是科技计划的设立还是预算的确定，都应做到有相应的法规制度保障。例如，美国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和日本的“产业振兴计划”等，都经历了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并报国会审议批准，这样就使得科技计划的发展目标、资助重点、资助对象、管理部门的权利义务和运作程序等都具备权威的法理依据。

另外，由于科研项目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应用研究包括重大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往往由国家实验室承担，政府则通过严格的契约方式委托第三方负责运行管理。而国立科研机构或政府直属的科研机构以及专业协会等，也应建立起符合自身特征的管理制度。比如，欧盟根据项目的不同功能定位形成了合作类、创新类、人才类、能力类等四位一体的差异化项目分类管理模式。

此外，在做好过程管理的同时，政府应主导建立严格的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制度。目前，我国科研项目的绩效评价，仍然以“发文章”为主要考核标准，国内国外期刊纷纷瞄准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这种需求。许多科研机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缺乏逻辑，而且实际上正在对中国学术的创新力造成影响甚至伤害。

自然指数对于一个国家的科研产出和影响力的反映，确实具有客观公正性。已经进入榜单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更应该强化问题导向，清醒地面对并着手解决科研中存在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