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又见有媒体在议论“论文至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极易辨别，或可称正、误一目了然，无须再这样耗费笔墨，但有些看起来容易解决的事情，诉诸于实际，却往往不容易解决。

不容易解决，不是有关部门没有动作，而是因为这些动作往往以其他替代的方式实施，结果成了变相消解真问题的“假动作”。这个“假动作”一般又以“改革”的名义出现，因而就形成了类似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改革空转”。

造成“论文至上”局面的原因，今天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行业等级的意识，二是“大而全”的思维。

行业等级意识是天然地承认行业之间有高贵与卑贱之分，因而不顾现代社会分工的合理性，硬把不同行业的标准统一成一个标准。以“教授”职称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到90年代中小学教师里评“教授”，再到新世纪以来大量的行政官员、公司高管在大学充任“兼职教授”“特聘教授”，这种泛滥局面的产生，就是因为在许多人眼里，“教授”仍是一个内心向往的至高荣誉，因而被制度化地确认和放大，成为社会的时尚。

问题在于，都成“教授”或都想成“教授”就必然要撰写论文、论著。大学教授在教学以外，不从事研究，不将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与同行交流，供同行参考，还能干什么？不在大学中全职工作的人员一旦成了“教授”，自然也有义务和责任从事研究，进而撰写和发表论文。我们在学术期刊上经常看到具有领导头衔者发表的长篇论文，再联想到他们日理万机，整日地开会，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不由得感叹他们充沛的精力。他们应该也是在尽“教授”的义务。

这部分大学的“编外人员”当然不如大学内的从业者多，发表的论文也不可能多于大学内的从业者，但日积月累，数量仍不算小。

应该说，“大而全”的思维与行业等级意识并无本质的差异，它也是由忽视正常的社会分工而引发的。“大而全”看上去是求“大”或求“全”，但实际上，“大”和“全”都只体现于外在的规模上，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多重价值和多向追求，或者说不能真正体现“行行出状元”。

有此“大而全”的思维就不难理解“全民写论文”局面的产生，以及发表论文对学者、教师和学生以及几乎所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从逻辑上说，要解决“全民写论文”以及“论文至上”的问题，自然是要从改变思维和意识入手，并且将新的思维和新的意识转化成机制，以便落实。

不过，近来批评“论文至上”者，却仿佛未从此考虑。不仅是媒体，一些教育工作者也现身说法，以大学是教育机构的名义，将论文贬得一无是处。甚至面对一些学术期刊出现关系稿和买版面的现象，经常发表论文者与总不发表论文者相比，后者反倒成了守身如玉的诚实正直之士。这种由“论文至上”到“论文至下”的矫枉过正倾向明显在加快“改革空转”的速度。

其实，论文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我们看待论文的方式。以当下大学最普遍采取的方式来看，如果仅以期刊的级别论英难，等于把杂志社当成权威；如果以数量为标准，就等于是人人都可以当裁判。这两种情况，严格说来，都是外在的衡量，仍然属于外行考核、外行评判内行的行政化行为。

外行考核和评判自然无法确定论文内在的质量，即使是由行政部门外送进行同行评议，最后掌握决定权的仍然是外行。因此，在目前职称评定中，多数晋升者也只能连呼幸运而已。

一方面是滥用一刀切，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另一方面是设置多道门槛，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虽然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经历过职称评定、奖项申请者都不难体会到论文的软弱，因为论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它不过是最基本的要求，表格上还有课题经费、获奖、学位、海外经历等等本来可以被论文所代表的项目，它们借助“综合考察、全面衡量”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考验申报者的承受力。

论文（论著）在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那里之所以应该具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理工基础学科的学者来说，其学术研究主要是通过论文（论著）的形式出现，其学术水准也体现于论文（论著）之中。只要秉持质量为本的原则，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执行，以论文作为衡量标准，比节外生枝式的所谓“综合考察、全面衡量”要公平、公正和简单合理得多，被吐糟的几率肯定也会小得多。

如若取径于此，也不至于让改革继续空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