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科院之声微信公众号消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先生，于2017年1月12日1点26分56秒在京去世。【李佩先生讣告】
我们特重新发布2015年科学网发布的文章《创新者永远年轻》，以及2005年李佩先生的文章《沤心育桃李 晚霞映满天》，以纪念李佩先生。
记“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先生：创新者永远年轻
郭永怀与李佩的结婚照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偶像级”教师，而李佩先生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偶像级教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士说：“李佩先生是一位普通教师，但是，她一心为学生、一生为学生，得到了国科大历届学生的尊重和敬重”。
这位今年已满96岁的老人，被一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尊称“师母”，因为她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先生的夫人。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时候，李佩被人们看作一部“传奇”：她曾代表中国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发出第一个声音；她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80岁时，还站在讲台上为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讲授英语；90岁时，她还在张罗“中关村专家论坛”并亲自主持，开讲座的既有厉以宁这样的经济专家，也有杨乐、白春礼等著名科学家；95岁时，她花了三年时间，组织她和郭永怀以及钱学森的多位学生，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集，高质量地翻译成中文。遇到翻译中的争执，一概由她亲自审阅并定稿。
传奇：最好的大学与最美的相遇
李佩先生现在居住在北京中关村科源社区，小区最西头的几栋是三层青砖小楼，是中关村最早的建筑之一，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人们叫它们“特楼”，意思是给特殊科技人才住的小楼。尽管楼面显得斑驳、陈旧，但仍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端庄和静雅。当年，钱三强、彭恒武、竺可桢、熊庆来、王淦昌和陈能宽等一批著名科学家都曾居住于此。自1956年10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国后，李佩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如今将满60年。这是她与老郭的家，无论什么时候她都舍不得离开。
李佩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那里距离东四沙滩的北京大学很近。她祖籍江苏镇江，父亲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专业毕业回国后，全家迁到了北京。1936年，在教会学校贝满（Bridgeman）女中毕业后，李佩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她还考上了燕京医预科。虽然父亲也是留过洋的，但是，父母仍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同意她上大学，更不让她上男女合校。最后，经过李佩一番抗争，父母妥协的结果是读北大，因为离家近，可以走读。而没去上燕京大学是因为燕京在郊外，需要住宿。
1937年，在北大经济系读了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很多同学一样，李佩也想找个安定的地方去读书，于是，1938年，她到了西南联大。那是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办的一所大学。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科学大师和学术大家，那时候要么在昆明教书，要么在读书。尽管也时常会有空袭，但毕竟比内地要安定一些。在西南联大，李佩曾任一届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帮助并参加过左派群团搞的一些活动，李佩等进步女生曾被三青团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辱骂。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那时，美国两大工会组织为支持中国工人为抗战坚持生产，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中国劳动协会用捐款创办了一些工人福利项目，如工人托儿所、夜校、图书馆、福利社、医院等。当时，中国劳动协会的理事长是朱学范先生，一部分捐款被送到延安去了，用于购买医药设备等。
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李佩因出色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加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并做大会发言。
李佩在重庆工作时，目睹了多次大型群众性活动，并亲身经历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当时，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群众大会，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郭沫若等很多进步人士都挨打了。发生惨案时，李佩先生就在现场，只是因为她当时帮助一位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打人者忌惮塔斯社记者才幸免。
李佩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英语水平，得到了当时美国工会在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的赏识，因而被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7年2月，李佩开始了她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涯。
正是在康奈尔大学，李佩遇到了她一生的知己——郭永怀。说起来，郭永怀与李佩还是校友，两人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又都在抗战开始后转赴西南联大。只不过，郭永怀读的是北大物理系，而在西南联大时，郭永怀是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的助教。
李佩到康奈尔大学留学时，郭永怀已经在康奈尔小有名气——作为“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毕业生，他受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并成为研究生院三大支柱之一。在康奈尔，郭永怀从事的是当时最尖端的空气动力学课题——帮助飞机突破音障。经过努力，郭永怀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声名大振的郭永怀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李佩到康奈尔时，那里已经有多位西南联大的校友，并经常组织聚会和科学报告。这样，李佩就和郭永怀，这两位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相遇相知。李佩后来回忆说：“我跟老郭倒也不一定是在康奈尔认识的，在西南联大时，我们彼此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结婚。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家平常谈论最多的，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学子通过什么途径，把学到的科学知识献给祖国。那时，郭永怀刚刚发表了奇异摄动理论——一种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难题而开创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而驰名世界，他显然属于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人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由于美国方面的限制，他们只能在焦灼中等待机会。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李佩先生回忆道。
1955年，钱学森辗转回到祖国。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终于，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当众烧掉了自己的一部未出版的论文手稿，乘船回到祖国。
郭永怀一回国，就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投身于刚组建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立，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他还经常给力学系的学生授课。
而李佩在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宿舍楼刚刚建成不久，中关村没有粮店、菜市场和派出所，没有医院、邮局和中小学校，也没像样的餐馆和茶室。而自从住进这栋小楼开始，李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低调而细心的科学家夫人。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还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那是师母给郭老师预备的。
郭永怀仍然日理万机，忙于研究和教学，女儿在北大附小上学。尽管工作和生活是忙碌的，但一家人也会和朋友们一块到香山、颐和园坐坐。
后来，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奔波，频繁的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李佩先生回忆说，“那时，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1964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和钱学森、王大珩等同事一起吃饭，平时他们很少聚会，但那天他们都非常高兴，还喝了酒。“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飞机在北京上空距离地面400米时发生事故，爆炸起火。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李佩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后连夜乘火车到北京。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女士回忆当时情形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年仅59岁。在他牺牲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转折：花甲之年迎接人生第二春
李佩并不是人们传统观念里那种每日在家相夫教子的科学家夫人。她有自己热爱的职业，有自己执着的事业。李佩一直在为理想而工作，她说这些年她最喜欢的工作是当老师。她从事教学工作与郭永怀当初的观点是一样的。回国时，郭永怀说过，振兴中华，中国最缺少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以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
作为教师，李佩的职业起点在康奈尔大学。1951年，受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系主任Shadack教授的邀请，李佩给准备派作外交官的美国学生上中文课。这些学生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以后准备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的，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达能力。李佩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开始学习英文，英文教师一般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中学是在离家不远的美国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上的，美国教师上英文和音乐两门课，所以她的发音比较好。显然，熟悉中国又有很好英语基础的李佩，是最合适的中文教师。
李佩说，回国后，自己所学的经济学、社会学都用不上，只有教英文与教学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央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策略，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学生都学俄语。很多英语专业的老师，也都学俄语并改教俄语。中苏交恶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并不仅仅是苏联。l961年，在政治气候的转变中，李佩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留学美国的经历，让她有“美国特务”的重大嫌疑。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都在已南迁至合肥的中国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教课，来往的信件也要被检查，只是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到1973年后，只有过年时才被允许回家，但有时连硬座票也没有，只能坐在车厢地板上回北京。
幸运的是，“文革”后期，政治空气有所变化。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人员，来自各个研究所的外派人员集中到中国科大培训英语，李佩被抽调出来教授英文，重新获得了英语教学的机会。
1975年，中国科学院时任秘书长郁文带领几位科学家参观中科院合肥分院，偶然遇见李佩，得知她还在合肥接受审查，感觉十分惊讶。郁文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调回北京去。”一年后，李佩调动的手续办好了。而当时李佩正在给出国人员培训班上课，她不想留下半截子课程。1976年暑假，课程结束后，她才奉调回北京。那一次，她终于买到了一张软卧车票。
作为一名英文教师，李佩最骄傲的是1978年调到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之后的外语教学工作。她说：“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是中科院为了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而在北京专门成立的一所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国务院任命中科院时任副院长严济慈担任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后来，为了与合肥中国科大的研究生院区别开来，改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而那一年，李佩已经年届花甲。也是在那一年春天，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此热情地欢呼：“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在百废待兴的时刻，李佩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1978年，来自全国各地的883名首届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不学外语显然是不行的。而十年动乱，英语教学人才严重青黄不接。研究生院筹备之初，严济慈找到李佩，几乎是不容考虑地要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
事实上，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与“光杆司令”差不了多少，她手下只有三名北大刚毕业的学习外语的“工农兵学员”，三人的专业分别是英、法和德语。为800多名研究生开设外语课，这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招募外语教师成了李佩的头等大事。
文革时，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很多户口在北京的外语老师都愿调回北京。回来的一批是不同语种的老师，成为当时外语教研室的骨干，而那时外语平均一个班20多名学生，一位老师负责两个班的课，师资仍然不足。
李佩回忆说，她用了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授课；二是到中科院信访办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
李佩说，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师的过程中，许多“右派”被她找出来了。他们原来是北京大学或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被划为右派后或被关进监狱，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当她最终说服研究生院同意将这些人调入时，原来的学校又如梦方醒，坚决不放人，结果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
黄继忠、许孟雄就是李佩找出来的“右派”教师。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诉她，当年北大有一位名为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被发配到银川，现在因家人还在北大，所以每年还要回北京。李佩找到黄继忠，得知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劳改农场时被当地师范院校发现，被调入学校做英文教师。李佩说她正在办一个英文师资班，希望黄继忠能帮助她。在李佩的帮助下，黄继忠的户口调入北京，在研究生院上了一年的课后，他告诉李佩这些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的课。
黄继忠后来到美国纽约州东北部的一所大学开了一门东方文化的课。在美国，他再次将《论语》翻译为英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之后，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世界经典”项目，从每个国家收集一本代表该国文化的书出版，黄继忠的这本书被选中，再次出版。
许孟雄则是学生向李佩推荐的。许孟雄原是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了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在海淀区一个胡同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李佩问许孟雄夫妇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许孟雄说，在补习班上课每个月40元的收入。李佩就说，请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课，每月付他80元的工资，每天上课时可派一辆车来接他。许孟雄说不用了，他家离学校很近，可以走过去。
才子就是才子。许孟雄到研究生院上课后，李佩才知道他是当年英语学界的大名鼎鼎之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北许”即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
在研究生院，许孟雄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in”“on”的搭配就可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邓小平1979年１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请他把关的。
创新：研究生英语教学的变革
作为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李佩的工作并不仅仅招聘师资，她还要投入到研究生院外语教学工作，引导研究生外语教学的方向。她说，研究生的外语教学决不能搞成“哑巴英语”、 “聋子英语，必须同时重视“听、说、读、写”，而她又尤其重视学生“听、说”的能力培养。那时，英语教学每周16学时，她要求听、说、读、写各4学时。听、说主要由外籍教师任教，读、写主要是本国老师负责。
六十年代，李佩还在中国科大教英语的时候，就特别主张学外语要多读、多说，“因为我从小这么学出来的。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大学在西南联大，美国人都是这么教的。课堂上，他们都是用英语解释，要求学生提问也用英语，这比较自然。我还分析不来语法呢！”
在研究生院，英语课程结业有一个口试环节，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他的专业内容、能解决什么科学和社会问题。她还邀请了考生的同班同学，以及当时没课的外籍老师和本国老师都来听讲并提问。李佩甚至书面邀请考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可就与考生有关的专业问题提问。李佩常对学生说，希望让科学院的学生养成流利地发表意见的习惯。进行这样的口试，等于为你们将来出席国际会议做准备，是很好的预习。
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教授李晓棣曾经与李佩先生是同事。她回忆说：“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作为结课考试，以检验学生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腰也塌下来了，真想第二天请个假歇一歇。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挺着笔直的腰杆，专注地听学生的演讲，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难道李佩老师是神仙吗？她就不累？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李佩老师，她说，她当然累，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更出色完成任务。”
苗楠博士现在是多家高科技公司的掌门人，也是李佩先生第一个博士英语班的班长。谈到李佩先生，苗楠深情地说：“李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
苗楠回忆说，上学时有一位美籍华人外教邓洁贞，住在友谊宾馆专家公寓。李先生鼓励他们每周日到邓老师的公寓交流互动，以此加强课外生活英语环境的熏陶，苗楠的口语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83年，还在读博士的苗楠担当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来中国教学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通信署首席科学家、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代通信理论奠基人之一Van Trees先生当同声讲课翻译助教。他出色的英语能力获得了中外双方的一致好评。而毕业后，但凡公司在国外的推介会或新闻发布会，都是苗楠站在前台。
对地方口音太重的学生，李佩要他们听录制好的英文磁带，并在空闲时听他们一遍遍地预演。记得有一次，周培源教授来听他的学生口试，他说：“这个学生是宁波人，我和他讨论问题时常常听不懂，今天他讲英语我听懂了！”
在研究生院，李佩先生是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的，而直到80岁才离开讲台。李佩也很重视外语阅读。为了教好英语，李佩专门做过调查。她曾请教钱学森，问他的英语是怎么学出来的。钱先生说，“这有什么好学的啊？念两本好的英文小说，这小说很吸引人，你就急着念下去。”她还找了一些中关村的科学家，例如汪德昭院士等，了解他们是怎么学外语的。
李佩从不把外语看做工具课，而是当做文化课。她曾总结说：“咱们大学英语要求‘四会’，但真正做到不容易，当老师的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从阅读中，可以学到写作，所以我们挑选最好的文章做范例，让大家看好的文章怎么开头、发展和结尾的。这样，就可以学会写作的技巧。学英文不是让学生学会ABC。我们有些文章是谈科学前沿的，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有的文章是科普的，也许跟专业无关，但仍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另外，我们选的很多文章是哲学方面的，有关为人处事之道，都希望给人启发。比如我们最近编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教材，不是科技英语，我们这个教材等于是文化课，有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也介绍了很多国外的风土人情。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不单纯是为了教科技英语，所以我就讨厌有些人说我们科技英语办得如何如何。如果说我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我好多想法都和当前的时尚相反。”
中国科大58级校友、中科院力学所王克仁研究员回忆说，李佩先生能让学生引起对英语的兴趣，我们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上李先生的课，那是一种享受。他说，当讲到语言学家叶思普生某篇文章时，李先生就拿葛传槼的文章给我们看。葛传槼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人编牛津词典要来找他；叶思普生，丹麦人，英语学得好，英国人学英语要跟他学。李先生就拿这两个人的事例来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和信心。李先生要求不能满足于能识别正确与错误的英语，还要识别好英语与不好的英语。李先生介绍中国人写的好英文，用的是宋庆龄的文章，她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美。
后来，教育部编写大学英文教材时，需要一个搞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教授，以便让大学英语教材与研究生英语接轨，于是把李佩请了去。于是我们看到，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英语精读编委第一位就是李佩。
研究生院初建时，多数学生在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而研究生院的多数导师熟悉的是英语。李佩要求研究生院的学生都要学习第二外语，她对第二外语要求是：“借助字典能阅读本专业的文献”。学习二外的期限是一年，78和79级的学生因为深感考入研究生院的机遇来之不易，学习都非常刻苦用功。不少人学了一年二外，对这门语言就基本能运用自如了。所以，当时有人把研究生院称作北京的“第三外国语学院”。
谈到恩师李佩，苗楠博士说，有一篇文章对李先生的描绘最准确也最凝练：“李佩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她当年的学生，都已经成为国家栋梁，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其中有很多成为著名科学家，仅在本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班子中，就有四位是李佩的学生：白春礼、李静海、丁仲礼、方新。
可是，正当她孜孜不倦地上课，组织演讲时，灾难却再次降临。1997年，她唯一的女儿郭芹因病在北京离开了人间，这一年李佩78岁。中年丧夫、老年丧女，几乎所有的不幸都落在了李佩的身上。当时周围的人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而坚强的李佩却没有因此缺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
创造：建立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1978年研究生院开学后，聘请英语教师任课极为困难。李佩尽管想了很多办法，但仍无法解决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缺乏问题。时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马西林对李佩说：“现在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为什么不招一批学生来自己培养外语师资呢?”李佩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才是个讲师。马书记立刻说，不要管职称，能干就行，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呀!
李佩觉得马西林的话很有道理，立刻着手招生。当时，多数学校已招生完毕，例如，北外王佐良、许国璋教授，北大李赋宁教授等，都说他们只能招一两名研究生，但报考的学生水平都很好，就将第二、三、四名“调剂”过来读研究生院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加上别的单位代培的，一共招收了25名。
英语师资班是两年制，学完后相当于硕士生。第一年完全上课，第二年加了实习课，每人教一班理工科研究生的英语，在职的英语老师分别到他们班上去听课，给予指导。
办英语师资班，李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快充实英语师资力量。所以，给学生开课的老师也都是有专长的一流人选：讲翻译原理的翻译家叶君健，以翻译安徒生童话集闻名；开语言学概论的美籍老师Mary Van deWater，讲英美文学的黄继忠老师，讲翻译技巧的许梦雄老师。李佩还特意请外教Michael Crook，给师资班学员上普通物理。她认为，作为研究生院的外语老师，应该有一点科学常识，才能和学生有共同语言。
在一般人看来，李佩对“好老师”的标准界定有点离经叛道的——一个水平较差的教授可能一二三四讲得清清楚楚但没有新意；一个水平高的教授可能跟学生胡说八道。但是，宁可要听有水平的教授胡说八道，这胡说八道里头有东西。真正的大师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从别处学不到的、是自学学不来的。
当时研究生院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美国人Mary Van deWater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为李佩带来了TOEFL（托福）试卷，李佩发现TOEFL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并在国内第一个用TOEFL方式出考题。李佩还通过研究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文试卷来改进她的教学方法。那时，密歇根大学对英语有特别的要求，研究生在通过标准考试后，还必须通过“密歇根Test”方可入学。
李佩是创新的、开放的，她不停地博众家之长改进英语教学。她在研究生院创建的英文师资班，后来成为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尽管她的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社会的前面。”
李佩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也不放弃让她的同事和学生学习的机会。
1978年，中科院秘书长郁文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邀请该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以下简称Russ）为中科院举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李佩了解到，他们为出国人员的英语培训为期一至二年，每期收的学员限100人左右，按原有的英语水平分班，有A、B、C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班使用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方法。一年后，A班学生毕业，掌握了能到美国进修所需的课堂学习方式和社会生活习惯。UCLA来开课时，派六位教师，有的已有多年教学经验，或已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其中一人担任组长。他们要求研究生院也安排一位中方组长，六个中方的年轻教师配合他们工作。李佩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恰好1980年，研究生院第一期英语师资班学生毕业，李佩就派了六名毕业生去参加他们的工作，吸取经验。
UCLA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当时每年都要回来视察工作。1989年，他来后就对李佩说，美方的老师们对中方派给他们配合工作的年轻人很满意，而他本人在给师资班学员讲课时也发现，他们不但英语水平好，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熟悉。他问李佩是如何培养这班学生的，李佩就详细地告诉了他招生和开课的情况。Russel Campbell立刻就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做‘应用语言学’。我在UCLA那边培养的学生也多是到学校教书，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有了Russel Campbell的评价，1989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登出一篇文章，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似乎在不经意间，李佩先生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应用语言学。事实上，在Russel Campbell赞赏的背后，是李佩先生多年观察与总结中国英语教学积弊之后的鼎故革新，是对英语师资素质与能力培养的探索和创新。因此，李佩先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应用语言学之母”。
UCLA当时还和研究生院有个协议，每年可派一两位年轻教员到Russel Campbell的应用语言学系学习一年或两年，根据论文水平和学习成绩，可以拿到UCLA的硕士学位。师资班的好几个教师先后到UCLA学习，回来后留校工作，分别为“应用语言学”班开了新课，如“语言学概论”、“测试”、“篇章分析”、“社会语言学”等，并撰写出教材。他们以自己的优秀业绩，为李佩的“应用语言学”创新做了成果的背书。
创优：“先生”之谓与中国留学之门
早在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夫人秦惠莙回国访问，看到国内科学教育的情况非常忧虑，向他见到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培养年轻人的意见。“四人帮”垮台后，振兴教育提上日程。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中国政府准备派遣一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到美国进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对留学生工作做出指示：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中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是，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通常都需要经过GRE考试，再加上学生所在大学的学业成绩及教授推荐信决定。而当时中国还没有设置GRE考点，美国名牌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英语水平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许多美国一流学校，至少在物理系，还不肯接受中国留学生做正式的研究生。除访问学者外，很多中国留学生仅仅是旁听的。
1979年4月2日至5月1 8日，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为研究生院的研究生讲授“统计力学”与“粒子物理和场论”两门课程。当他得知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尴尬情况后，对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教授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既可以得到学位，又受到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训练。至少在理学院，还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不用中国政府出钱。”
讲课时，李政道发现有些学生素质很好，于是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给少数研究生进行了笔试和口试，立即录取了5名学生，于1979年秋送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这些学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该校资助。当年11月，李先生又向严济慈（当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提出，继续接收中国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其他几所院校读书，仍沿用前次的考试方式，哥大又录取三名，另录取十名分别到纽约州立大学等校读书。
随后，李政道正式提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简称CUSPEA项目），自1980年开始在全国招考，共进行了8年，每年都有1000多人报名。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最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经过李政道的不懈努力，逐步扩展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等7所学校，到后来美国46所著名大学的物理系都加盟了CUSPEA项目。到1988年该计划结束时为止，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CUSPEA项目不仅将将窄窄的中国人留学之门推开了一点，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且节省了千万美元的宝贵外汇。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目前活跃在国内大学、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机关等，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1980年4月16日，当时的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给李政道写信说：“我们对您如此热情地为推动美国大学联合在我国招考研究生，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这么多大学的响应，深受感动。”
当时，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非常繁重。白天，他在学校工作，下班以后处理为中国培养人才和建造对撞机的事情。几乎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这样的工作节奏不是一两天，而是持续了许多年，并且全部是义务劳作。国内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愿意支付给他相关的费用，但都被他婉拒了。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中国培养人才是有意义的!”
CUSPEA项目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录取的学生在美国各大学刻苦勤奋地学习，为中国学生赢得了很好的声誉，美国各大学物理系都纷纷要求接收中国学生，这在这些著名学府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顺利开展CUSPEA项目，1980年5月13日，研究生院根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物理研究生考试的联合通知》，成立起CUSPEA招生委员会及其办公室。CUSPEA项目办公室负责发布招考信息，并与国内二十几所高校和中科院有关研究所联系有关阅卷、评选，通过开会审查确定名单，向美方推荐等事宜。CUSPEA委员会主任是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他要求从报考、阅卷到决定名单的过程，都由专业人员主持，必须严格公正。
那时，作为CUSPEA项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李佩在CUSPEA项目中的任务是拟订英语试题，组织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阅卷和提供合格考生的名单。
在听力部分，李佩没有完全采用TOEFL的方法，而是增加了听写。在语言结构部分，多用填空、改错等方式。在阅读理解部分，考词汇的用法以及短文的大意。写作是就所给的题目，写出个人的评论，这可以看出表达能力的水平。这与李政道的思路不谋而合。CUSPEA项目物理专业试卷是英文的，李政道教授当时就嘱阅卷的各位教授们，注意考生的英语表达能力。
英语水平最后的一项测试是口试。李佩发现，考官们往往问考生选去哪一所大学，为什么，对这所大学都了解些什么；阅读过哪几本物理方面的书籍；是否参考过某某期刊上某某物理学家的论文，主题是什么等等。她觉得，提问者注重考生的知识面是否广博，这些测试英语水平的方式是很新颖的，能被遴选、推荐的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参与CUSPEA项目也影响了李佩对研究生英文教学的观点，促使她对教学方法做更大的改革。
据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数学家华罗庚之子华光回忆，最早称李佩为“先生”的应该是李政道。因为通过CUSPEA项目考试的学生成绩优异，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李佩也因此赢得了李政道先生的高度赞扬，尊称她为“李先生”。
前不久，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的程郁缀教授，在中关村专家论坛上讲的中国古代文学付梓出版，扉页上赫然印着一行字：“献给李佩先生和她主持的中关村专家论坛”。“先生”，已经成为身边人对李佩最普遍的称谓。
创举：开辟新中国自费留学之路
1978年，封闭已久的国门终于打开了，中国政府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但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用于出国培训。在CUSPEA项目执行之前，国家教育部为满足国内教育界科技人才的急迫需求，公布每年全国选派500名优秀生公费出国深造。可是，500个名额分下去，每个大专院校的能有几名？因此，出国留学是一扇比考大学还要窄的门。
另外一个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大学向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但当时的中国对这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0月，研究生院美籍英语老师Mary Van deWater对李佩说：你们的学生专业都很强，英语的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他们能被美国的学校录取了去读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
解放前，自费留学很普通，而新中国成立后尚无此例。李佩觉得Mary的话很有道理的，但也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顾虑。思虑再三，李佩就和Mary去找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彭平是个敢于创新的人，解放前曾从事地下工作，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当年，他与钱伟长等10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威震全国。在处理研究生院的日常事务中，他有时为解决一个问题会不顾常规。果然，彭平思索了一番，就表示同意Mary和李佩的意见。他说：“我反正蹲过两次监狱了，如果这事违背了国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监狱！你们先找部分学生谈谈，出问题我负责!”
Mary在友谊宾馆的电脑上下载了申请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文件，复印了几百份，立即有200多名学生填写了留学申请信。李佩和Mary则负责给那些学校的招生办写信，说明研究生院学生所受的专业与英语训练的情况，作为各学校录取的参考。
当时，Mary考虑到发出这样一大批到美国的信件，国内的邮局会感到奇怪，因此，那年寒假，她专门去了香港邮寄申请信。结果，申请的学生中有100多名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消息传出去后，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也都如法效仿。从此，新中国自费留学的道路被开辟出来。幸运的是，教育部也承认这是培养人才的好途径。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3万人，单位公派1.55万人，自费留学42.30万人。从100多人到42万，岁月流转，当初李佩等大胆开拓自费留学之路，该是何等勇气，又该是何等功绩？
公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今年96岁的李佩先生仍然闲不住。
5月27日上午。李佩先生又一次来到了位于北四环的力研究所会议室。端庄、健康的老人主持了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森根先生在论坛上讲起了《周有光先生的故事》。这个月，每周论坛都活动：请中国宽束电子光学理论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周立伟院士来漫谈《科学研究途径》；请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专家熊卫民博士来讲《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请《科技导报》原常务副社长、副主编蔡德诚教授来讲《对两次会议的回忆与思考》。
这个论坛的主办机构是“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牵头人为李佩和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郑哲敏院士。由研究会成员不定期邀请社会著名专家来做报告。每次论坛举行时，李佩不仅全程参加，而且担任主持人。
1999年，80岁的李佩正式离开教学岗位。离休后，李佩依然保持着“做事”的习惯。她和桂慧君等一批女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名义上叫服务中心，其实这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互助组织，是一个老年群体自主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社区。服务中心随时为所在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急救信息，家政家务帮助信息，组织老人之间互相照顾，医疗保健讲座和咨询，提供义诊和配眼镜便利等。服务中心还组织老年人学习插花等技艺，举办各种展览，展示老年人的艺术和科技作品。中心也组织了外语学习班、中老年电脑学习班、心理专家咨询、社区医疗咨询、老年合唱团、老年手工制作、古琴学习班等，大大丰富了社区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这些还不够。为了让离退休老人能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先后举办了各类讲座及座谈会600余次，其内容丰富，领域广泛，分为科普、健康、时事政治、文化文艺、社会科学与法律等几个系列。李佩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关系，邀请到的演讲人既有中科院院士、研究所所长，也有知名人文学者。
到她95岁时，为了让我国人民了解和学习钱先生的科学贡献，她花了三年时间，组织她和郭永怀以及钱学森先生的许多位老学生，把钱学森先生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集，高质量地翻译成中文。遇到翻译中的争执，一概由她老人家亲自审阅并定稿。
谈到未来，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多为大家做一点事。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她也说：“有时候我连小事也做不了，比如说中关村的交通，骑自行车者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我想拦住这些不讲公德的骑车人，问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
研究生院78级的学生朱学渊在一篇回忆研究生院生活的文章中对李佩有传神的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李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美丽的化身，是博学、爱心、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深受几代科学家与历届学生的尊重。李佩更是大胆创新、勇于挑战的象征。从研究生外语教学变革，到创立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从积极推动中美CUSPEA项目，到开辟新中国自费留学之路；从为青年学生筑梦未来，到为社区中老年人提供精神营养，李佩一路都在岗位创新、制度创新、角色创新。
创新者，永远年轻。
作者：王丹红 吕庆其 顾迈男 刘志峰 张苏
（本文根据以上作者文章编辑、整理）
沤心育桃李 晚霞映满天
李佩
1979年，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12月发展为预备党员，1981年组织上正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今年已经86岁了，虽然党龄只有20多年，但是我对党的感情一直是很深厚的。
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我对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认识。
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接受早期革命教育
1938年，我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当时学的是经济学。关于西南联大，大家谈得非常多，是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办的，那时那么多的大师都在昆明，学生整天接触的都是一些知名教授。在昆明我当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参加并帮助过“左派”社团搞的一些活动，“三青团”就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骂女生，从我这儿骂起。在大学学习时，我们就为青年女工们组织文化学习班，教她们认字，组织她们唱歌、跳舞、演戏，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
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我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协会主席是朱学范。这个协会里面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当时，美国劳工组织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协会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我们就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新华社对我们很重视，经常有人跑来和我们联络、要材料。在这段时间，重庆发生过许多大型群众性活动，其中最出名的是校场口事件。这是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的群众大会，表示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的举动，劳动协会参加了这个集会。从这个集会之后，中国劳动协会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了。从此，我开始萌发了革命理想的追求。
1945年9月，国际工联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筹备这个会议的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等人。我当时作为中国代表朱学范的助手，也来到了巴黎，并且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发同志。
国际工联的会议刚刚结束，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莉等又在巴黎发起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我作为中国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大会执行理事。当时，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发护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颖超和蔡畅未能参加大会。会议期间，我就向会议的主持人提议，因为没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包括我在内的这个代表团不能代表全中国妇女。回国后，我把大会发来的文件和电报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大会和中共取得了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呆了半年时间，后来在美国工会教育项目主管的推荐下，我在1947年2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上学，学习社会学。在康奈尔，已经有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一些同学聚会，这样和郭永怀就比较熟了。有一次中国学生会请他来做一次火箭的报告，我去听了之后才对科学发生了兴趣。渐渐地对学科学的学者接触也多了。我和郭永怀是1948年结的婚。在康奈尔大学的前几年，我主要是在学习，到了1951年，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Ｓｈａｄａｃｋ教授请我给美国学生上中文课，这些学生，都是美国国务院挑选出来准备派到亚洲地区做外交官的，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达能力。我答应了系主任的请求，教了几个学期的中文。这个经历，也是我后来教书育人的开端。
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们老早就有了回国的想法。当时，我在国内就有很多进步的朋友，共产党的一些朋友中也有两三个在美国读书，我们也有来往。我们都很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这些朋友跟我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得很顺利，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就回国，你们是不是也一块走？”我说：“我现在有家，看看老郭的情况怎样？”老郭因为与钱学森关系很好。钱学森1950年曾被美国人关起来过，当时中国学生、学者对美方对待钱学森的事非常气愤，这事促成了很多人回国。钱先生是1955年回国的。他回国前，写信问郭永怀说：“我们准备走了你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块走？”老郭当时有一个研究项目，答应是1956年完成，所以我们晚一年回国。
焕发青春活力，为研究生外语教学呕心沥血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我被调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负责人，带领刚分配到研究生院的３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开始筹建外语教研室。当时既缺少教员，又没有教材。我们就用了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二是到科学院信访办公室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
当年北大有一位名叫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我就找到他，我说：“我们正在办一个英文师资班，希望你能参与。”他欣然答应了。在研究生院上了一年的课后，黄继忠告诉我，这些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给学生们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许孟雄是学生向我推荐的。他原是人民大学的英文教授，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北许”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在研究生院，许孟雄上课时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ｉｎ”“ｏｎ”的搭配就可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许孟雄后来将他在研究生院的讲义修改后作为教材出版。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９年１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请他把关的。
当时，研究生院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美国人Ｍａｒｙ Ｖａｎｄｅ Ｗａｔｅｒ是其中的一位。她为我们带来了ＴＯＥＦＬ试卷，我们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ＴＯＥＦＬ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我后来根据ＴＯＥＦＬ考试的原理，进行了研究生英语考试方法的改进，把ＴＯＥＦＬ的出题方式首次应用到国内。
光请老师远远满足不了当时的需要，我们还着手培养英语教师，在中国开创了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从1979年开始招生，首届学生共有18个学员，后来他们都充实到了教学一线，解决了长远问题。比方说张一政、韩文盛等后来都成了研究生院外语教学的中坚力量。
1983年，全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我主动请缨，在中关村地区率先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京区博士生研究生英语培训点。没有教学用房，就自己联系租借；教学人员紧缺，博士英语点没有编制，就尽量挤；没有行政经费支持，就用有偿代培、申请专款等办法运筹；教材几乎全部自己动手编写。就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研究生院博士生学位英语课程教学已经形成较大规模。
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招来了一个从郑州大学考过来的学生，她叫杨佳，我也教过她。1987年毕业后她留在研究生院任教。杨佳后来成长为外语教学部的骨干教师，她的事迹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得知杨佳的事迹后曾致函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高度赞扬了她乐观、自信、自强、爱国、敬业的精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致研究生院党委的信中这样写道：“从《科学时报》读到杨佳同志从哈佛学成归来，非常高兴，并为她坚忍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所感动。从她身上我又一次看到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在通过各种方式招老师、培养师资的同时，我们也加班加点地自编教材，这些教材，后来在外文出版社出版，并被其他高校研究生采用。几年下来，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学生的英语水平大大长进了。有许多学生能直接用英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与国际科学进展接轨，也正因为这点，当时有人把研究生院称为“第三外国语学院”。
当时，研究生院云集了一大批国外知名学者。李政道先生1979年在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动力学”时，全国各校许多教师慕名听课。为了中国能培养一批物理人才，李政道教授提议举办了ＣＵＳＰＥＡ的项目，该项目实施１０年，９５０多位中国大学里最优秀的物理学学生赴美国一流大学留学。可以说，这启动了当代中国的“自费留学潮”。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当年10月Mary小姐向我提议，能不能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Mary小姐当时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当时，我和Mary小姐就向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建议。记得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双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对我们俩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
此后没过几个月，近百名同学从美国几十所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在21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非常快。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海外，或者回来报效祖国，立足科技，创业从商，涌现出一批佼佼者。
几年前，一群在80年代初期从研究生院出国的同学在美国华盛顿聚会，谈及初期的留学经历无不感慨万千，朱学渊说到：“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的勇气和实践。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当然，学生的赞誉有些夸张，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份内事。
晚年实现入党夙愿，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其乐融融
前面我已经说过，1980年12月，我被发展为预备党员，1981年组织正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退休，一直到1999年离开教学岗位。
退休后，我和桂慧君等一批女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知识老年人自己的互助团体，一个老年群体独立自主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社区。中心随时为所在社区的老人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急救信息，家政家务帮助信息，组织老人之间的互相照顾，医疗保健讲座和咨询，提供义诊和配眼镜等。这个中心曾经组织老年人学习插花等技艺，举办各种展览会，展示老年人的艺术和科技作品。中心还组织了外语学习班、中老年电脑学习班、心理专家咨询、社区医疗咨询、老年合唱团、老年手工制作、古琴学习班等，电脑班学员中，最年长的是九十多岁的孙克定先生，毕业后，他还特意添置了一台电脑。
为了使中关村地区的离退休老人，能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有个“充电”的机会，由我主办了每周一次的知识讲座，它的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七年来，已经举行了两百场左右。主讲的人中有黄祖洽、何祚庥、杨乐、厉以宁等，主题包括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科学与人生、Eskimo（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家庭三化、美丽的鸟类世界、美国总统大选、中科院历史的回忆，音乐和茶文化知识的介绍，以及让老科学家们听得如醉如痴的曲艺表演等。
有人说，这些讲座可以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媲美，其实，它比“百家讲坛”的形式更活泼。为了举办这些讲座，我和其他老同志付出许多心血。每次讲座的内容，我都要提前很长时间考虑。讲座的内容既要新颖又要为老年人所欢迎。听讲的人层次大都很高，不乏各方面的专家，因此主讲人也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准。而这样的人大都很忙，不容易请到。这里的老人向社会证明，他们是社区服务的接受者，更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区资源的贡献者。
最近，党中央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想，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我想，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岗位上，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表现，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作者单位：中科院研究生院 节选自作者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所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