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钟扬一直在收集和播撒种子。

这位复旦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西藏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许多连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都没有。而在上海，离复旦大学80公里的湿地，有他亲手培植的红树林。这片目前世界上最靠北的红树林里，有的小树苗已经挺过了零下8摄氏度的冬天，繁衍出第三代种子。

连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他都用植物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很大影响”。直到因车祸去世前夜，他都在准备给科普节目《科学队长》录制植物学科普的内容。

钟扬去世后，有人给节目组留言说，一位收听过钟扬节目的孩子，眼泪汪汪地拒绝了朋友送给他的猕猴桃，“看到猕猴桃，我就想起钟扬教授，好伤心。”很多人是通过钟扬才知道，猕猴桃最早是在中国发现的。

在这段被各种各样“种子”撑满的生命里，钟扬的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只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过每天睡眠3小时的日子。”

人们很难在办公室见到他。钟扬在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德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老师的办公室繁忙的就像医院门诊室，学生们排着队进去请教问题。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宝荣教授已经习惯了钟扬在各种会议开到一半时“闯”进去，或是半途悄悄溜走。甚至因突发脑溢血住院时，他都躺在病床上给同事交代工作。

作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他每年都有超过150天待在西藏。因为经常在野外考察，钟扬的皮肤黝黑。虽然戴着眼镜，但很多人形容他“一点也不像教授”。他极少穿正装，去哪儿都穿着冲锋衣和格子衬衣，逢人就用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说自己在西藏29元买的牛仔裤比名牌的还牢固。

钟扬曾统计，自己一年有差不多一半的日子要坐飞机，有时一天就坐三趟。他和多个朋友说，自己坐飞机多到“拿了许多个航空公司的金卡”，还知道登机时间最短的路线。在飞机上，在饭馆等菜时，甚至在主席台上讲话的间隙，他都在偷偷回短信、邮件。因为事情太多，平时他衣袋里都装着叠着的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待办事项。

他总是凌晨5点就从家中出发，坐最早一班飞机出差。钟扬的高原反应一直很严重，却总是每次早上7点准时和研究团队出发考察，累了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为了节省空间装野生植物样品，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生长在艰苦环境，有韧性。

曾有人想为钟扬拍摄纪录片，结果上了高原第一个倒了。

在德吉的记忆里，被称为“钟大胆”的他事事顶在最前线，“完全不要命的”。从拉萨到日喀则再到珠峰大本营，海拔相差超过4000米，他和学生在植被稀松的无人区寻找植物。他的足迹遍布藏北高地和藏南谷地，还爬上激流滚滚的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悬崖，给世界上仅存于西藏的巨柏做标记。

采集沙棘的种子时，钟扬扎了满手的刺。为了得到毛桃的种子，他就在办公室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要求”所有路过的同事必须消灭7颗。野生毛桃很难吃，“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

外出考察每天要跋涉数百公里，德吉和同学累得上车就睡觉。她的印象中，钟扬似乎从来不觉得累，一路都在介绍采集到的植物，讨论课题。钟扬总说自己没有高原反应，但他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学生们也都能听出他说话喘得厉害。

在朋友眼里，钟扬是“铁人”，他的睡眠时间常年不足5小时。16年来，只有在2015年的夏天，钟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青藏高原上。当年5月，他因常年劳累突发脑溢血，医生不许他前往。到第二年，他又第三次主动申请成为中组部选派的援藏干部。

2001年，钟扬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这里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他希望，如果有一天，某种植物因为气候原因在西藏灭绝，自己是能留下火种的人。

他发现西藏的同行做研究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对地形、生物分布相当熟悉”，但是缺乏人才。10多年里，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史上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了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并带出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西藏大学的生态学还进入了首批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他曾说自己有一种紧迫感，计划在西藏再待10年，没想到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一场车祸夺走了他只有53岁的生命。

卢宝荣是当天早上9点听说钟扬遭遇车祸的。那天上海下着大雨，很多航班都取消了。他前往宁夏参加遗体告别会时，飞机上前后座都是复旦大学的师生，还有市民看到报纸后自发前往。

复旦大学为此把官网换成了黑白色的。在银川市殡仪馆还有许多学生通宵为钟扬守夜。700多个花圈让遗体告别会成了花的海洋，数十所大学的老师前来吊唁，很多人只是听过一场钟扬的报告。“他们都是被钟扬的人格魅力吸引”。

所有人都对钟扬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印象深刻，“他的课最受欢迎，场下笑声不断”，卢宝荣说。一节40分钟的课，他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观众还都不肯走。钟扬总能旁征博引，艺术、哲学、社会学，什么都能谈。说起有毒的植物，还拿金庸的小说举例子。

原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科技电教站教研员徐大鹏记得，钟扬常说“希望把好奇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上世纪90年代，徐大鹏和钟扬一起在武汉从事科普工作。他回忆，在那个“科学家不如万元户”的年代，做科普没钱，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件事，但钟扬从来不谈报酬，总说“有多少是多少，没有就没有。”二十多年来，这个植物学界的大科学家一直坚持给小孩子做科普教育，翻译科普书籍。

钟扬常和徐大鹏说，觉得应试教育扼杀了孩子们自由的本性和想象力，他毫不在意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学校排最末两名。钟扬曾经说，自己做科普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人们能了解到科学的真谛，认识到植物学美妙和浪漫的一面，而不只是背了一些定义、会做题。

“他对科普的热情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师”，徐大鹏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今年73岁，仍然积极推进环保教育，目前是环保部宣教中心国际生态学校项目专家组成员。

有人不理解钟扬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看起来没有回报的事情，他答道，“我们做基础性研究的，心里想的应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钟扬刚到复旦大学时，环境资源系濒临解散。到他去世前，复旦大学生态学科有了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近期进入了首批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排名世界靠前。

为了让学生可以潜心研究，钟扬专门设立研究生服务中心，让办手续的学生不需要到处跑，还鼓励工作人员在5点后学生不上课的时间办公。

刚到西藏大学时，钟扬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老师们告诉他，他们见过一拨又一拨援藏的科研人员、专家，但都是来了走，许多都没留下什么合作成果，更别说留下来了。

跟着钟扬读博士前，德吉就已经是西藏大学的教师。那时她的孩子刚读幼儿园，觉得自己“没必要取得更高的学历”。钟扬鼓励她，读博士不仅是学历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对自然的探索。目前已经有5名西藏大学的老师攻读博士学位。

钟扬曾立誓“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就不离开西藏”，当时自治区和西藏大学的领导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西藏大学已经招了6名生态学博士。钟扬培养的5位藏族博士中，有4位留在了西藏大学。

刚到西藏时，钟扬自己掏钱带西藏大学的老师到复旦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进修教学和科研工作。后来，他还建立了学生交流项目，让西藏大学优秀的学生到上海，甚至海外学习。

很多学生第一次离开西藏，“他们有了信心和决心，有的立志将来一定要到上海念研究生”，德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这些学生现在有的已经回到藏大任教，有的到国土资源部、环保部等部门工作。

钟扬常说教师是自己最在意的身份。招学生时，他不考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必须是喜欢做植物研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位对植物学知识信手拈来的教授，原来学的是无线电专业。他曾专门到武汉大学进修，办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亮灯的地方。

“现在老师去世了，我们就像丢了主心骨一样”，德吉说。钟扬去世十多天后，德吉还每天把他过去的报告找出来听。“以前不管是申请项目还是做研究，我总会在中途就想放弃，或者思路乱了，但老师总能几句话点醒我。”德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记住老师的思路。

而在上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吴家睿研究员感觉钟扬从来没有离开，“我去世后一定会去找钟扬，在挤满了仰慕者的大厅里，找一个小凳子静静地坐下，听他永远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