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至今，中国打破了长期没有空间科学卫星的怪状，开启了空间科学发展的新蓬勃：

2015年12月，暗物质卫星“悟空”成功发射；2016年4月，“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并成功回收；2016年8月，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2017年6月，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天文卫星“慧眼”成功发射。

然而，频传的捷报抵消不了科学家内心的焦虑——这样的蓬勃能维持多久？

2017年11月29日到30日，北京怀柔科学城，一场讨论怎样推动中国空间科学持续发展，如何理顺空间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划的国际研讨会召开了。

空间科学发展缺个“指挥家”

对中国空间科学，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罗格·博奈（Roger Bonnet）比多数国外专家更熟悉。从2013年开始，他就担任了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际高级顾问一职。

“中国空间科学领域，有优秀的‘小提琴手’，有优秀的‘钢琴师’，却没有一个可见或可敬的‘指挥家’。”博奈一边说一边模仿着指挥家的样子，“如果没有一个能胜任的和积极的领导者，即便是最好的模式都可能失败。”

在场的不少中国科学家都点着头，会心一笑。“由于历史原因，空间科学管理存在不集中的情况。”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表示，当前，我国主导空间科学工作的机构较多，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局、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等。

不仅如此，空间科学项目缺少长期规划。2013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牵头开始了空间先导专项，可是国家仍然没有长期的项目支持。吴季表示，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规划到了2030年，而科学卫星项目规划只持续到2022年，有长期项目支持的大型空间项目，如天宫、嫦娥等既没有科学引领，也不评价科学产出。

“长期的项目计划不仅仅关乎经费支持，它对于保证科学技能与专业度，保证不同科学领域的平衡，确定持续项目的长期资源，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都是十分必要的。”欧洲空间局副局长、欧空局空间科学与机器人探测部主任阿尔瓦罗·希门尼斯（Alvaro Gimenez）说。

建国家实验室以改善现状

“从顶层改善空间科学任务管理的现状，非常紧迫。建立国家实验室很可能是改善中国空间科学发展现状，为建设航天强国做出不可或缺贡献的唯一可行途径。”吴季说。

这并非吴季个人的想法。

2016年，国务院引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趋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按照创新链、产业链加强系统整合布局，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形成功能完备、相互衔接的创新基地，充分聚集一流人才，增强创新储备，提升创新全链条支撑能力，为实现重大创新突破、培育高端产业奠定重要基础”。

同年，中科院组织召开了国家实验室筹建国际咨询会，为中科院全面启动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召开“抢抓机遇

深化改革 加快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动员会”。会后，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明确要用“高起点、大格局、全链条、新机制”的要求，研讨空间科学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为了更好地筹建，我们应当研究和总结当下以科学为引领的管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新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过程中，同时，从现存的国际空间机构汲取经验。”吴季说。

国家实验室可以这样建

那么，未来，中国空间科学国家实验室可以建成什么样子？

针对这一问题，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欧洲空间局、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国际空间科学研究所、俄罗斯空间研究所、法国空间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都根据自己了解的机构情况，给出了相应提议。

与会专家建议，国家实验室可以采用“总部+研究中心”的组织架构，重大科学任务建议征集和战略研究过程，应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并坚持以科学目标的重大性和对学科发展的带动性为标准遴选新的空间科学任务。

“空间科学机构的建立是为全国提供服务的，并需要得到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反馈与支持。”博奈说。

针对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实验室建设，他们建议，中国需要制定长期稳定的战略规划和根据GDP持续增长的年度预算。

“中国空间科学研究需要一个更长期的规划，而不仅仅是五年规划。”希门尼斯说。

此外，与会专家还建议，未来，中国空间科学国家实验室应面向2035年国际空间科学领域有望取得突破的10个重大前沿方向，如空间引力波探测、宇宙黑暗时代、暗物质暗能量等，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