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学史学会前主席、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原所长刘钝，在20世纪80年代曾做过口述科学史的尝试，之后对国内科学界的两大口述史工程“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本报特邀请他回顾了那一段历史，并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口述史的现状、意义和价值进行分析和评说。

■刘钝

一种新的研究手段

中国有悠久的编史学传统，但纪传体被视为正宗，尽管民间也保存着“世说新语”或“齐东野语”似的记录，所谓正史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官方文献而成，以帝王将相和王朝兴废为主线。

口述史大约是二战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个直接的动因，就是那些进过集中营的犹太人幸存者，虽然多已年老体衰，却要留下纳粹暴行的记录，也有一些社会正义人士在寻找这样的记忆。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口述史研究室是首先把口述史作为一门学问对待的学术机构。然后有欧洲英德法等国家的跟进。口述史后来又吸收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取得很大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卡带录音机等微型录音设备出现，为口述史提供了技术支持。所以口述史也逐渐发展成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手段，形成一种时尚。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美籍华人唐德刚，20世纪50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唐德刚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口述，包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张学良口述史》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以后影响很大，因为人物特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很特殊。晚年的张学良很任性，随性而谈、随意而至。但唐德刚是一个有经验的历史学家，训练有素。成书以张氏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真实而生动。

所以，口述史并不是“去找一个人跟他聊天儿”，是非常需要经验、需要方法的，访谈者本身要有学术积累，有历史感。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汉学家舒衡哲。她用了大概5年时间对中共建党元老张申府进行访谈，最后写成《张申府访谈录》。该书的英文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翻译过来就是“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虽然舒衡哲获得了张申府的信任，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老友，但她仍然保持充分警惕。她能觉察到张申府的自夸，“一度被他的丰富记忆包装起来，现在是毫无掩饰了”。舒衡哲的写作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与张申府的访谈，另一条是历史片段、旁证和相关文献的插入。舒衡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第二条线索在口述史中的校准与纠偏作用。

国内的口述科学

说到国内的口述科学史，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不太成功的尝试，算是虎头蛇尾吧。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组织“中国数学家访谈计划”，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在杜石然、梅荣照先生的指导下，参加者有何绍庚、郭书春等前辈，还有王渝生师兄等人。可惜访谈后没有及时和系统地整理成文。但现在还保存着部分访谈的卡式磁带，如今看来很是珍贵了，因为很多访谈对象都不在了，记得有江泽涵、吴大任、王梓坤、吴文俊、吴新谋、胡世华、张素诚、田方增、王世强等等。我还访谈过美国科学史的大腕、萨顿的第一代学生I.B.科恩，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科学史学家吉利斯皮尔等。

2002年，历史学家李学勤和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两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项议案，建议建立“口述史资料中心”。自然科学领域院史专家樊洪业先生曾与我联名向科学院有关领导提出过予以响应的建议。2006年春，湖南教育出版社有意在自然科学领域力著先鞭，该社一位特别能干的女编辑李小娜来京跟我们联系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最合适的专家当然就是樊先生，他一直从事中科院院史研究，对院史乃至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脉络都十分熟悉，且办事认真。樊先生真的把很好的时光都交付给了这个工程。

后来樊先生找到个得力助手与接班人，我的同事王扬宗，也是强记博闻，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组织、机构、人物都很熟悉，而且默默无闻、甘愿奉献，与樊先生一道做了很多事情。湖南教育社有了这两位专家的鼎力支持，丛书很成功，听说最近即将收官。

还有个同事也很有意思，熊卫民，科学记者出身，到自然史所里读了博士，现在成为口述史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采访了20多个人，不仅有科学家，还有科学管理者。熊卫民很会提问题，也会跟科学家交朋友，有些人物不太好找的，有的事情比较复杂，个别情况还比较敏感，但他都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做得很好，影响也很大。目前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开口述史的专业课，培养学生。

还有一个大系列是2010年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对在世的老科学家进行学术采集工作。樊先生是这个系列的特邀顾问。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则是我的一位女同事张藜，她勤恳敬业，十分专业。这个工程管理规范，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流程。因为采集工程的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所以采用课题招标制，还经常办班指导，通过计划建设队伍、培养人才。现在这项工程已经启动了近500位老科学家的采集，共出了百余种出版物，还有数据库、系列片的建设，并初步建设了资料馆，堪称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重大工程。

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

湖南教育社的系列丛书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这两大口述史工程的实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科学事业艰难历程的认识。说得大一点儿，就是丰富了民族的记忆。

维特根斯坦文学传记的作者达菲（Bruce Duffy）曾说，记忆是我们的伤疤，但比伤疤更严重的是现代人的遗忘。当记忆消退时，同样消失的是它治理创伤和恢复元气的力量。一旦这些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了。其中深意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现代意义的科学，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从清末西学东渐以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因此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完全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再加上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科学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故事和特殊背景，许多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就保存在一线科学家的记忆当中。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比如说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一味地强调突出政治，出于保密的需要等等，许多故事不见于文字记载。

有关细节，由于时光的流逝而逐渐被遗忘。1999年中国科学报社的《科学新闻》刊登了记者刘振坤专访张劲夫而形成了《在中国科学院辉煌的背后》一文。此文引起很大反响，才有后来张老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一文，也直接推动了当年对“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一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刘振坤的访谈，张老这位一线指挥官脑子里的鲜活东西不一定会记录下来。由于这里面很多东西属于保密级别，缺少书面记载，所以若干年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再解冻、再还原就不像现在这般鲜活且有意义了。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料，讲究文字证据，要求言必有据。实际上，口述同样也是史料，应该重新认识并重视口述的价值。

（本报记者李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