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佳雯

一天会议结束，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写稿，猛然瞥见某前沿科技领域的知名科学家被一家电视媒体拦住，几家纸媒和通讯社见状也围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作为一直关注科学领域的媒体人，我内心有些欣喜，这说明咱科学界也有“明星”了，于科普而言、于国内科学氛围营造而言，有这样的科学人物存在终究是一件幸事。

不过，这位科学家似乎对媒体的“围堵”略感不悦，一直推脱不愿接受采访。而不肯轻易作罢的媒体记者，则扛着各种装备，在楼道内狼狈地追赶科学家下楼的脚步。最终，这位科学家甩下一句“没有安排我接受采访”便匆匆离开，留下几位记者面面相觑。

这样的场景在科技组并不多见，毕竟科技组的政协委员被媒体围追堵截的情况并不多，而委员如此不耐烦的情况也很少碰到。

科学家有权拒绝采访，但如果要有人“安排”才肯接受采访，也不免让人怀疑这背后的“功利主义”逻辑。在此之前，记者见到过这位知名科学家在媒体面前的侃侃而谈。而那时正是其在项目起始阶段、需要曝光度的时候。

一位负责任的科学家会认识到自己肩上推动科学发展、向公众传递科学观念的责任，也应认识到媒体有为公众传递信息特别是科学知识与价值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将媒体作为一时一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