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局

编者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关乎百姓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乎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紧迫性问题。

今年两会，农产品质量安全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如何运作？质量安全监管怎样发挥效用？国外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手段？为此，本报特别推出一组报道，探讨上述话题，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秦志伟

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准备离开时，她迅速跑上前去，从包里拿出了一棵大白菜，开始向汪洋副总理介绍大白菜的来龙去脉……这一幕发生在今年两会的座谈会现场，给汪洋副总理送大白菜的是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委副调研员谭志娟。

谭志娟此举是想让国家领导人和老百姓们知道，在黑龙江寒地黑土上种出来的蔬菜是安全放心的，全国人都可以吃到。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38年的谭志娟是连续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食品安全是她一直关注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不只谭志娟一个人，食品安全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当前，农业产业的任务不仅是保障农产品数量的增长，更要看重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目前社会上也已涌现出很多模式，如社区支持农业（CSA）、订单农业、生态农业等，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新路径、新武器。

政府：频发“史上最严”之音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期待不断刷新，党和国家对其要求也频发最强音，如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等。

于是，有人提出，“农产品质量安全真的那么难管吗”？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本身。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公众和政府主要关注农产品的数量问题。但进入21世纪，我国实现了农产品总量平衡、丰年有余，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公众的消费类型和行为发生了转变。

在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祥洲看来，人们的注意力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政府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的政策措施也逐渐向质量安全倾斜，着手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2001年，农业部启动实施旨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保证农产品消费安全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事实证明效果是明显的。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监测合格率一直稳定在96%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稳定向好。

“但由于我国农产品生产加工链条长，生产经营主体庞大分散，质量安全隐患层出不穷，违法手段花样翻新，小概率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给利益相关方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和损失。”李祥洲说。

一直以来，我国在确保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方面主要有两部法律作为支撑依据，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后者已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新《食品安全法》自出台后，就被社会冠以“史上最严”的称号。

以果蔬等禁施剧毒、高毒农药为例，新《食品安全法》对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行为，增加了由公安机关予以拘留处罚的规定。

然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已有11年，却还未修订。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和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玛纳斯亿鑫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琴等人都提出要尽快修订该法。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存在一些漏洞有关。”杨琴表示，两部法律在食品、食用农产品的概念以及制度安排、监管主体、监管对象、检验检测、法律责任等重大内容上衔接还不完善不配套。不过记者获悉，《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正在修订中。

现实：从农户到消费者的鸿沟

事实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目前我国已建立一系列制度，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但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正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两会上讲到的“总体向好，但问题不少”。

究其原因，问题并不是出现在一个环节上，与农产品生产经营方式、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消费引导、公众科学素养等关系密切。

以农业投入品为例，在李祥洲看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是不可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越大”。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农产品中没有农药残留，农兽渔药残留已成为农产品的全球共性问题。“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是否安全取决于农药的残留量、毒性和摄入量，我国参照国际标准制定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残留低于限量标准。”李祥洲说。

提到化肥、农药，就会想到农户。有研究显示，农户对农药及其残留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推广机构以及先前养成的耕作习惯的影响。

“只要当地政府指导、服务到位，都没有问题。”谭志娟深有感触。她表示，这就需要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加大农户技能培训等。

还有一个环节不容忽视，就是消费者的导向作用。谭志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有网友问她：为什么现在的西红柿吃起来比较硬，汁水也比较少，不像小时候的西红柿那么好吃了，是因为质量的问题还是农药的问题，还是种植方法的问题？

谭志娟解释道，种植上有问题，体现在选择的品种上，为了方便运输，同时田间管理上也有问题；还有消费者喜好问题，“消费者就是愿意选择长得好看的，生产者只能通过各种方式让它长得好看。”谭志娟表示，“市场需要啥，农户就生产啥。”

在李祥洲看来，国家应该深入开展各类宣传科普活动及培训教育，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及科学知识，培养和提高公众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科学认知及消费水平。

民间：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一些如社区支持农业（CSA）、订单农业、生态农业等“民间方法”正尝试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以订单农业为例，订单农业是农民按照与企业或者中介组织签订的订单合同来安排组织农产品生产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订单合同往往规定高质量对应高价格。

本意如此，农产品生产者为了获得收入的最大化，势必就加入订单农业，并自发地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同时，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只有那些高质量、高品质的农产品才会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

但问题是，订单合同的约束力不够。如订单合同不规范，有的合同对农产品的质量、数量、规格、品种以及检验标准的规定不清晰，就会为合同纠纷埋下隐患。

此外，由于我国的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生产规模也较小，目前农民缺少获得有效信息的渠道。而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实力薄弱的农民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无法真正的进入到市场。

这一点也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教授孔祥智的认可。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买方垄断市场下，订单农业有助于有效执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以达到农产品质量的目的，“但也说明相较于未参与订单的农户，参加订单的农户往往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CSA模式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副主席、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石嫣一直从事CSA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工作。她向记者介绍，CSA本身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建立信任关系，减少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共享健康生产给双方带来的收益。

目前，CSA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等地出现了上百家CSA；农夫市集也逐渐被公众所认识。

但小农场基本上以生产生鲜初级农产品为主，这类产品的特点就是产量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如天气、病虫害、管理等，一旦产销匹配度不高，则损耗非常大。“目前CSA农场面临的是生产、会员招募和会员管理三方面的困境。”石嫣说。

毋庸置疑，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能一蹴而就。“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需要科学规划、稳步推进。”李祥洲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