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了4年书，我第二次见到杨振宁先生——如果前一次算数的话。当时，我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举高手机远远拍了一张照。

我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很多学生压根不知道这场活动。我能有这个机会，大概是因为一个久远的承诺：高三那年，我纠结该去清华还是北大，清华招生办给的理由之一就是，来清华可以见到杨振宁。

那并非我想象中的“与大师面对面”，而是院士致辞加领导总结的“官方标配”。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提问环节，学生要走到杨先生身边弯腰，凑在他的耳边讲话，他才能听清。也许是因为太多人夸赞杨先生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目睹此景我反而有些惊讶。教科书里的人永远是功成名就时的年龄，这是我第一次把传说中的大师和眼前90多岁的老人联系起来。

两年后的这次近距离接触，是在杨振宁一手推动创立的高等研究院，那栋楼是曾经的清华园四大建筑之一。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外面有一个小隔间，坐着他的助理。进门后，杨先生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看起来比印象里的还要精神。

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聊天岔开了话题，一下子就能找回主线。只是和过去一样，跟他讲话时需要一字一顿，他才能听清。杨振宁已经94岁了，两侧脸颊无可避免地爬满了老年斑，脖子上的皮肤满是褶皱，但牙齿还是整整齐齐的两排，眼睛里闪着耀眼的光芒。

这次拜访是为活动录制视频。杨先生在邮件中让我们列出想问他的问题，以便提前准备，“Einstein（爱因斯坦）为什么那样成功？”“我们应学多少数学？”例如爱因斯坦是杨振宁推崇至极的人，后一个则可以称得上是他被后辈问过次数最多的问题之一。他可能以为这次和过去一样，只是例行公事。

我们请他说几个有趣的故事。他思考了片刻，便讲起了自己还在美国做研究时，物理学界很喜欢的几个笑话。平日里威严的老先生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年轻时的实验室，神情像个顽皮的小孩，声音明显上扬，自己都忍不住耸肩大笑，笑得声音都变得嘶哑。

诺贝尔奖、爱因斯坦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一个做物理的人能拿的奖，杨振宁几乎全都有了。走到哪里，他都是受人崇敬的老科学家，在后辈们的前簇后拥下出席各种活动。

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学生们会看到他和妻子翁帆在校园的咖啡厅小憩。两年前，杨振宁读高中和大学的两个孙女回国，他还带着她们去吃饭，“我觉得开一个小咖啡馆很好”。

在学生的眼中，这位国宝级的人物“没什么架子”，没事的时候就在助理的搀扶下到办公室看书，给学生答疑。82岁了，杨振宁还在给本科生教基础物理，一次课都没缺席过。学生期中考试，他亲自监考。下雪天，碰到站岗的保安他会问好，到93岁时，有学生毕业，他还从二楼的办公室里走到楼外，和穿着学士服的学生合影。

杨振宁常常和年轻人感慨，说他们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时代，希望他们抓住机遇，“做出对自己、对国家、对全人类都值得做的事。”

拍完视频，杨先生拿出两本文集送给我们，留我们聊天。研究之余，他常写些文章，有对物理研究进展的思考和讨论、对学界大家的评述，以及对朋友、对父亲的回忆。

听说同行的学弟是邵阳人，杨振宁先生推荐他读读同乡作家十年砍柴（李勇）的《进城走了十八年》，看是否有感触。得知我从物理系毕业后将从事记者的工作，他又喊来助手，专门找出《中国时报》前主笔江才健的《杨振宁传》赠予我，并嘱咐说：“中国有个名词叫传记文学，以为是文学就可以虚假，但真正的传记是没有虚假的。你可以批评，可以赞扬，但不能制造故事。”

临走前，杨先生起身送我们，我帮他把绿色的上衣穿上。高等研究院隔壁的第二教学楼刚刚下课，学生们骑着自行车从门口穿过，这里是清华老校区。87年前，7岁的杨振宁跟着父亲来到清华园，度过了美丽的8年时光，“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