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hamed Ali Mohamed 图片来源：Justin Jin

2012年，当叙利亚战火蔓延至阿勒颇后，地理学家Mohamed Ali Mohamed带着全家人一起逃到了阿勒颇北部约5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随后两年中，他每天都乘公交车往返阿勒颇大学教课，尽管那里时常发生空袭和巷战。到了2014年，这份工作实在太过危险，Mohamed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但他辞职后，家里开始捉襟见肘。

Ali Mohamed曾被邀请去德国工作，但又难以离开叙利亚。所以他买通了一个蛇头，让对方把自己偷渡到土耳其。他半夜出发，和其他三个男性一起步行穿过群山，“途中我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杀掉。” 他说。之后，他从土耳其出发，最终到了柏林。

Ali Mohamed是一位难民科学家，而且是能继续研究工作的少数幸运者。多亏洪堡基金会向流离失所的科学家提供的一笔资助，他得以在德国工作。而这项资助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学者的寥寥几条生命线之一。这些科学家因为研究工作、政治观点，或者像Ali Mohamed一样，因为祖国爆发战争而背井离乡。

另一方面，由于人才流失，那些政治动荡的国家有可能丧失知识资本。“那些学者是他们祖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如果他们死亡或流离失所的话，受到破坏的社会就无法重建。” 英国伦敦处境危难学者委员会（Cara）执行理事Stephen Wordsworth说。

处于危险中的研究者的数量正在直线上升：在过去两年间，Cara收到的求助申请从每周3~4次攀升到了每周15~20次。

但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的持续，一份短期工作似乎只是杯水车薪。接受《自然》杂志采访的难民科学家都向帮助过他们的项目和人表达了感谢，但即便找到了工作，他们也仍旧面临着无尽的困难。

签证、住房和医疗保险都很难获得。他们还苦苦挣扎于一些不熟悉的工作，比如撰写项目基金申请书，或者和其他申请者一起竞争资金。除此之外，当家人还身处危难之中时，很多人都难以集中精力工作。

“他们要打的是一场硬仗。”美国纽约国际学者营救基金会主管Sarah Willcox表示。该组织和一些其他机构已经付出了极大努力，为难民科学家提供找到临时工作以外的帮助。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他们的声音永远不会再被人们听到。”Willcox说。

学界帮助

如果不是导师伸出援手的话，Ali Mohamed或许现在还在叙利亚忍受饥饿。Hilmar Schröder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位地貌学家，他是Ali Mohamed在洪堡大学攻读土壤制图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2010年，Ali Mohamed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叙利亚，接受了阿勒颇大学的工作。他告诉Schröder，祖国需要他，而且那是一个长期职位。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Schröder时常向Ali Mohamed发送邮件表示关心。“他总是回复‘阿勒颇一切都好’。”Schröder说。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战火蔓延到了阿勒颇。2014年被迫辞职后，Ali Mohamed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Schröder。Schröder集合了Ali Mohamed在柏林的前同事，还有学校的院长和系主任，用了几个月最终凑出了足够的资金，为Ali Mohamed提供了一个客座科学家职位，并邮件通知了Ali Mohamed这个消息。

2015年11月，Ali Mohamed从陆路前往土耳其。到达之后，他申请了德国签证。一个月后，Schröder从柏林机场接到了他。

来到德国大约半年后，Ali Mohamed申请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菲利普·施瓦茨计划，德国学术机构能通过这一计划申请资金，为难民科学家提供职位。Ali Mohamed表示，这项资助是“我的救星”。加上所在院系的帮助，他现在有了大约能维持3年的经费。

但Ali Mohamed无法全心投入工作。“我总在担心我的家人。”他说。他的双眼充血而呆滞。

在Ali Mohamed前往土耳其时，孩子还太小，一起长途跋涉太过危险。他的家人原本打算在2016年离开叙利亚，德国官方承诺他们能在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获得德国签证。但在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土耳其关闭了与叙利亚接壤的国境线，现在他们都被困在了一个难民营里。Schröder和同事一直在和德国外交部频繁交涉，试图救出Ali Mohamed的家人。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后勤组织上的困难都非常巨大。德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已经关闭，他们无法拿到德国签证。

Ali Mohamed给家人寄钱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但难民营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我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他说。

四处奔走

生物科学家Kassem Alsayed Mahmoud的痛苦折磨始于2010年。这位当时已经36岁的代尔祖尔省富雷特大学助理教授，被告知自己需服役一年。

但战争开始后，他被命令不得退伍，直到战火被平息为止。在经历19个月的服役和无尽的流血冲突后，他再也无法承受，从军队逃走了。“如果我被政府抓到，就会被处死。”他说。

Alsayed Mahmoud在亲戚朋友家四处躲藏。2012年9月时，当时正在帮助他躲藏的兄弟在代尔祖尔省的战火中丧生。“情况实在太过危险了，家人催促我立刻离开。”Alsayed Mahmoud说。

Alsayed Mahmoud骑摩托车和驾车来到土耳其，并只能偷偷越过边境线。他联系了美国处境危难学者组织，请他们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但他们已经被申请淹没了，只能优先帮助面临紧迫危险的申请者。因此，Alsayed Mahmoud在2013年飞往卡塔尔，但他在卡塔尔和邻近各国都没能找到工作。

第二年，处境危难学者组织为Alsayed Mahmoud找到了比利时根特大学食品科学系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去那里。

和Ali Mohamed一样，Alsayed Mahmoud在欧洲也有一些熟人。他在法国生活过6年，在洛林国立理工学院获得了食物处理和生物科技的博士学位。一个朋友向法国领事馆提出了诉求，因此，Alsayed Mahmoud得以用旅游签证进入法国，但却无法获得比利时签证。他决定先在法国申请庇护，并被批准了为期十年的难民身份。最终，他获得了一个入境比利时的工作签证。

“人们都热心而友好，我从未感到自己不被人们接受。”Alsayed Mahmoud说。

低头思故乡

而来自伊拉克的地球科学家Zamir Al Salim，就没能在为他提供过临时庇护的英国大学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他表示，自己在海外“无人关心”，而且常常感到孤独。

他的难民故事始于2014年6月，当时，ISIS入侵了他的家乡摩苏尔市。Zamir Al Salim （化名）是一个直言不讳的ISIS批评者。他说，自己遭到了威胁，而且成为了暗杀目标。因此，他只带着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行李就飞往了土耳其。

他找不到工作，钱也花光了，有时，他只能和其他难民一起睡在公园里。“这就像是一个噩梦。”他说。

之后，Cara在一所英国大学为他找到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职位。在经历了签证困难之后，他终于在2015年一月来到了那所大学。但Al Salim发现学校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和他的专业领域勉强擦边的院系，而且几乎没有给他任何指导支持。

“矛盾的是，学校对待他的方式既很好又很糟。”同事和朋友Jack Westerly（化名）说。但Westerly愈发感到学校对Al Salim缺乏计划。Westerly表示，一方面，学校收容Al Salim的行为是高尚的，但“他们一做完这件好事，就完全把这个人忘到了脑后”。

“我感到沮丧和孤独，连家门都不想出。”Al Salim说。2016年11月，他辞职了。在回到伊拉克库尔德族控制的地区后，他现在感觉好多了。Al Salim很希望能回到摩苏尔，但摩苏尔仍然处在战争的伤痛中，他的朋友们告诉他回摩苏尔还是太危险了。“他们说，‘或许你就会死在那儿了’。”

Alsayed Mahmoud也知道，要想在欧洲科学界取得成功十分困难。他的难民身份限制他只能在欧盟内部活动，这和其他申请人相比是一大劣势。因此，如果叙利亚安全又有就业前景，他会回家。

但Alsayed Mahmoud对此不抱期望。“我不觉得叙利亚能在5年内恢复和平.”他说。尽管他现在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他不会为失去的东西痛苦。“想象一下，你原本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朋友和经历——然后在一瞬间，你就失去了一切。”（张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