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张忠培在浙江遂昌考古库房摩挲出土器物。（图片由高蒙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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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 婷

上周二，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上千名考古界、文博界人士从全国各地赶来，冒着酷暑，在《送别》的音乐中向一位考古学巨擘告别。

这位逝者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7月5日9时40分，张忠培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考古大先生最后的时光

没有举办生日宴会，也没有邀请大批国内外的师友学生，张忠培的80岁生日依旧是在他挚爱的考古学工作中度过的。

那天，他出席了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新书首发式。这本书是他和学生们长期研究的大型课题成果集。

“我记得在吉林大学田野考古工地，唱得最响的口号是，我们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现在我们离开吉林大学二、三十年了，我们还是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请大家记住，这个战壕，不是哪个单位，指的是事业。这个事业，一是考古，二是文物保护。” 2014年8月5日，张忠培在《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新书首发式上致辞时说道。

张忠培的离世令他的学生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高蒙河感到很突然。高蒙河对科技日报记者回忆道，近年来，张忠培一直在从事三卷本《中国考古思想史丛书》的编写工作。今年6月下旬他完成了这三卷书的校对修改工作，没想到7月5日先生便因病去世。

在张忠培最后的时光里，还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殚精竭虑。

他在即将出版的三卷本《中国考古思想史丛书》的自序中写道：“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中国考古学。”

“故宫博物院决不能毁于我手”

1987年，张忠培从吉林大学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在一次采访中，张忠培谈到，刚得知调动时，对放弃自己原先的专业还有些不舍。“我是搞史前研究的，和故宫搞明清研究离得十万八千里。”但后来，他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来故宫做好“后勤部长”。

上任后不久，他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故宫内，除故宫博物院外，还有14个单位。此外，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往台湾的以外，境内就有两个单位保存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

“在任期间，为了故宫能成为完整的故宫，我使尽吃奶之力，有些收获，但收效甚微。深感遗憾的是，至今故宫仍是不完整的。”张忠培曾这样自述。

高蒙河回忆道，张忠培在不同场合都吐露过自己的心声——“故宫博物院决不能毁于我手！”

张忠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张忠培上任不到两个月，故宫就遭遇了“两次小偷和一把火”。这使他大为震动，也意识到“安全是故宫的生命线”。为了保住这一生命线，张忠培做了不少努力，后来在他的任期间内，再也没出现过任何危及故宫安全的事故。

开创墓地考古新范式

1952年，张忠培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除了历史专业以外，还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本科考古专业，他要在历史和考古专业中做出选择。在老师的建议下，他选择了考古专业。那一年他18岁，自此与考古结缘。

去田野考古一线工作是张忠培的志向所在。1956年本科毕业前夕，他坚决要求去田野考古一线工作。然而，后来他被选拔留校，成为全班唯一被推荐入学的副博士研究生。

张忠培在中国考古学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至今为人称道。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率先进行了“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他们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

“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高蒙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