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这篇文章写得奇臭无比，那么无论它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还是村口小卖部的小黑板上，它都首先是臭的。

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但在学术界，一篇文章发在不同地方，境遇可能天差地别。

《科学通报》最近重发了“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论文，40年前首发的这篇论文，表明中文期刊也可发表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该刊主编、生物学家高福院士表示，期待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成果发表在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期刊上。

高福院士的期待顺理成章，没有一位主编不希望自家刊物群星璀璨。但有人就此引申指出，中国的高被引论文大都发在海外期刊上，“一个重要病灶还是我们的科研人员缺乏科技文化自信”，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过去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曾经极为“自信”，“自信”到与外界往来极少，以至于青蒿素研究成果以中文发表时，全世界并未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它。关于青蒿素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是外国的，这是诺奖光环也遮不住的遗憾。公布青蒿素研究成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等人默默无闻，这并非科学的常态。一位科学家有了伟大的发现，值得在最大范围同行中得到礼赞。

而今，越来越多中国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虽然其中掺杂“注水”之作，也屡屡发生学术不端，但总体而言无疑是数量和质量齐升。十几年前，中国主导的研究成果出现在著名的CNS（美国《细胞》、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的统称）上尚属凤毛麟角，今天则层出不穷，让人看到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和信心。

科学家发表论文，首先是为了向同行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并且常常要抢发论文来宣示对某一发现的优先权。这是学术出版业存在的前提。英语为当今的世界通用语言，论文发表在以英语为主的国际期刊上，有利于最快地确认优先权。非但中国，全球范围内多数高被引论文都发表在英文期刊。即使是科学强国如德国、法国办有不少名刊，也无法改变主流。要求科学家只在本土发表论文，只会损害国家的竞争力。

鼓励科学家在本土发表论文，可算是一番好意，但无关“自信”。真正的自信是在国际平台争夺话语权。或许与奥林匹克精神类似，奥运选手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不必考虑奥运举办地。

当然，若有哪位科学家硬要以中文发表论文，其成果足以吸引外国同行来学习中文，倒是好事一桩。不过，实力决定话语权，中国科学远未达到那种水平。

与其指责科学家不在本土发表论文，不如去办出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化期刊。诸如“基于中医诊治理论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新技术”之类的尴尬研究，在国内期刊上仍有市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国的学术出版与学术之间应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过去10多年里，国内的英文《细胞研究》杂志影响因子从2提高到15以上，超过《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名刊，原因在于该刊使用专业团队、坚持国际标准运作，也在于国内生物研究的“水位”提升。用该刊常务副主编李党生的话来说，只要我们能做出好的期刊，好的文章会“回归”的。这才是自信。

中国学术界“外刊依赖”习惯的养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全世界都很难离开这些国际出版巨头。它们诞生已有数百年历史，陪伴了自然科学革命的萌芽，伽利略、笛卡尔、达尔文都曾是其作者。在清末，《自然》就翻译介绍过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学术出版商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牟利。科学家通常是在公共研究经费资助下获得成果，然后向具有公信力的出版商投稿，出版商组织同行评议论著，再将出版物兜售给科学界。这是一门古老的生意。

对人类共同体来说，这种模式很可能以商业模式促进了人类智慧成果的传播，但也同时以商业门槛阻碍了人类智慧成果的传播。一些科学家主张脱离出版业，推进免费的但目前仍良莠不齐的“开放获取”期刊；还有一些科学家习惯将文章张贴在预印本网站，同样可以起到宣告新发现的作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的论文就只挂在网上而未正式出版。

佩雷尔曼假如在中国工作，很可能不会为他的惊世证明得到任何奖励。国内的科研管理，往往是简单统计论文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如博士生发表多少篇、多少“分”的论文才可毕业。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项定量评价指标是“主要论文发表刊物和专业著作的影响”，将论文发表期刊的地位，从“一般刊物”到“权威刊物”量化为1分到5分。2016年，数学家席南华院士等12位政协委员曾提交提案，针对这项指标建议取消刊物分级，希望科技评价与统计中谨慎使用论文分区等指标。

让好的论文“回归”本土期刊或许不难，只要科研管理制度回归到研究本身质量的评价上来。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曾多次申请研究经费都被拒绝，但斯坦福大学仍给他终身教职，毫不考虑他“没有一分钱科研经费的失败”。

一位老一辈数学家曾说：“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本来，论文的价值只与成果本身的创新性及重要性有关。《自然》等期刊的权威性，源于它多年坚持刊发经过同行评议的高水准成果，成为水准的一个象征。但是，不少重要成果未在名刊发表，而名刊发表的也有一些后来被发现引用很低、不怎么重要的成果。毕竟诺贝尔奖评审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去评判学术成果的价值，目前仍像天方夜谭。现实中一些评价方法僵化得令人哭笑不得。数学家马志明院士和张伟平院士分别提到过一个关于“第一作者”的问题。数学界的惯例是作者署名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不分第一作者，而国内的评审大都强调“第一作者”。张伟平与合作者发在数学顶尖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他因姓“张”排位在后，而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第二作者”。中国数学会呼吁“本学科的共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收效甚微。

可见，当我们探讨“自信”问题，或许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尊重”问题，是科学界以何种规则来运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