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针对性的抗炎药能减少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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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1万余名心脏病患者开展的临床试验日前报告了一种保护其免受中风或心脏病复发的新方法：防止炎症发生的药物。多年来，一些科学家也提出了这种方法，但这是首次令人信服地证明其能发挥作用。心脏病专家将其视为心脏病和炎症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明。这种关联此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得到证明。

虽然对未来心脏病发作的影响甚微，但即便是怀疑者也被打动。“我得向开展这项试验的研究人员表示祝贺。”曾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挪威奥斯陆大学心脏病专家Terje Pedersen表示。

此项试验被称为康纳单抗抗炎性血栓形成结果研究（CANTOS），由制药巨头诺华公司资助。CANTOS还发现，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出现肺癌的病例较少，从而使认为相同炎症通路可能启动或刺激此类肿瘤生长的基础研究发现重新复苏。在安慰剂组中，有近2%的人在研究期间被诊断患有肺癌，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为1%。不过，两组患者在病例数量上的实际差距很小，共出现了129名肺癌患者，而且此项试验的目的并不是研究肺癌。

CANTOS产生于心脏病领域多年起起伏伏的研究。科学家一直试图追寻炎症、复杂的免疫信号链以及对伤口、感染等作出响应的各种白血球所起的作用。其中一名发现者是美国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心脏病专家Peter Libby。他提出，各种分子会将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召集至血管，而这引发了炎症以及最终的动脉斑块。

Libby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当他的工作刚启动时，在提出炎症和心脏病之间存在关联方面“自己只是一个孤独的发声者”。并未参与此项研究的达特茅斯—希区考克医学中心心血管中心主任Mark Creager解释说，如今研究人员相信，“整个动脉硬化过程开始于炎症事件”。然而，炎症是否真的同触发心脏病——通常在动脉斑块令动脉破裂和堵塞时发生——存在关联，而不仅仅是漫长的炎症过程最终引发了心脏病？当Libby在实验室中马不停蹄地工作时，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另一名心脏病专家Paul Ridker开始在人群中验证这一假设。Ridker证实，人体血液中高水平的炎症分子能帮助预测心脏病。其中一个此类标记物被称为c反应蛋白（CRP）。Ridker在患者中发现，众所周知通过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脏病发作的他汀类药物同样能降低CRP水平，从而表明它们能减弱炎症。而Libby也在动物中发现了类似结果。不过，并没有内科医生能保证，这种抗炎能力同他汀类药物的心脏保护作用存在任何关联。

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动物和观察性研究的结果似乎在抗炎性药物如何影响人类心脏方面存在冲突。2004年，一项大型临床试验对服用非类固醇性抗炎类药物（NSAID）——万络的关节炎患者进行了研究，并且发现该药物使心脏病发作的正常风险翻倍。此项研究使万络最终从市场上撤出。同时，若干研究证实，作为强有力的抗炎性药物，他汀类药物也没能防止出于其他原因服用其的人群出现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现象。

Ridker和Libby推测，抗炎性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更具有针对性，而NSAID和他汀类药物对整个身体都能产生广泛影响。两人关注的是已获批用于治疗青少年关节炎的单克隆抗体——康纳单抗，因为它能选择性地靶向一种被称为IL-1β的分子。IL-1β是驱动动脉硬化的通路的一部分。他们共同说服诺华公司资助此项研究。

招募的心脏病患者均拥有较高的CRP水平，并且获得了最好的治疗方法，包括强效的他汀类药物治疗。一半患者同时接受了每年4次的康纳单抗注射，剂量从3种里面随机选取。

最终，这些注射产生了影响。接受安慰剂注射的参与者在1年后再次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约为4.5%，而对于接受中等剂量康纳单抗注射的参与者来说，这一比例为3.86%。这意味着他们遭遇心脏病发作或中风以及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要低15%左右。在约3年半的时间里，安慰剂组3344人中，有535人遭遇了此类“事件”。相比之下，接受中等和高剂量康纳单抗注射的4547人中，有642人出现这种情况。同时，被注射了康纳单抗的参与者需要支架或搭桥手术的几率低30%左右。这表明，抑制炎症有助于动脉维持健康。（宗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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