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The Royal Society

作为国内地球系统模式软件工程方向的一位青年学者，刘利已经评审过若干篇该领域国际核心期刊的稿件。“在最后提交审稿意见时，审稿人可以选择匿名评审或者在文章结尾的致谢部分公开自己的名字。”近日，清华大学地学系副教授刘利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他在评审最近的一篇文章时未选择实名，尽管他极认真地写了很多修改意见。

同行评审涉及大量合作，是科学过程持久性的试验台。但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其中也可能存在偏差。“同行评议造假已经影响了我们整个行业。”SAGE出版集团执行主任Tessa Picknett说，“尽管有很多技术进步，比如剽窃检测软件以及在线递交系统，但它仍然是学术界一个挑战性问题，是我们需要通力合作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于增加同行评审的透明度，如公开审稿人身份，是否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存在非常激烈的争论。实际上，为了促进同行评审过程透明化，很多期刊在鼓励审稿人向作者公开身份。但国内外选择匿名评审的科技期刊审稿人不在少数，以此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近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17年同行评审周让这一议题再次白热化。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国内外专家。

危局出路

近年来，因同行评审过程产生问题而造成的撤稿事件频频被暴出。

2014年，随机文本生成器SCIgen生成的120多篇造假论文发布之后，施普林格和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两大出版社才发现错误并删稿；

2015年，施普林格撤销旗下期刊发表的64篇论文，因发现论文审稿人的邮箱乃至审稿报告存在伪造；

2017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因作者同行评审过程造假，撤销了107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再次引发学术界剧烈震荡。

同行评审是个三方合作机制：需要期刊编辑、科研作者和审稿人的协作。这些撤稿事件无论是“守门员”失守，还是作者刻意造假，都在不断侵蚀着人们对科研的信任。

对此，在此次同行评议周上，有专家表示，缺乏透明度是造成同行评审造假的一个贡献因素。因为目前大多数期刊采用封闭式评审，其评审报告不与公众分享，且幕后发生了什么缺乏透明度。

“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人知道是谁在进行评审，他们来自哪里，做了多少事情。”新西兰威灵顿同行评审平台Publons市场总监Tom Culley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在整体层面，未来的确有必要比现在的同行评议生态系统变得更加透明。”

“这一过程的透明化非常关键，而且应不仅限于同行评审过程，而是在整个学术交流过程。”ORCID（科研人员与投稿身份识别项目）社区参与和支持主任Alice Meadows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阴阳两面

2014年，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期刊启动，它提供了选择性的开放同行评审模式，评审报告可与文章一起发表。结果表明这种模式非常受欢迎，大部分科学家选择发表同行评议报告，有一半的审稿人在他们的报告上签名。其接受比率按照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存在差异（如图）。

“透明化意味着若干不同的事物，无论是评审人名字是否应公开，还是评审内容是否应发表，这些最终应该由各研究领域决定。”Culley说。但一篇文章的同行评议过程对于作者和评审人来说并不总是清楚的，增加透明度将会有所裨益。

例如，它有助于对不同种类的开放评审进行标准化命名约定，让作者和审稿人更好地交流其责任以及增加评审人的培训资源等；还有助于作者和评审人区分那些有意的掠夺性期刊（即在其审稿过程中或是缺乏审稿过程以欺骗作者、审稿人和科学界为目的的期刊）以及那些尝试但并未成功遵循行业标准的期刊。

Meadows也认为，透明化绝对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可以让研究人员了解共同评审人如何看待一篇文章，帮助审稿人提高自己的同行评审，使同行评审可（不具名地或公开地）开放获取从而让整个学界受益，还可以确保研究人员从他们的同行评审活动中获得荣誉。

但她同时指出，人们需要意识到并尊重这样的事实：不同学科和学界有着不同的优先和需求。对于同行评议或者其他任何学术交流来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

不得不承认，尽管透明度是一个发展趋势，但其推行效果会如何却是个很大的问号。“开放性审稿应该是目前体制的一个补充，不太可能取代，这是由于科学价值的评议工作必须要高水平专家执行所约束的。”中国科学技术学天文系教授蔡一夫认为。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秘书长任胜利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现在大多数学术期刊是单盲评审，作者和审稿人互不清楚身份的双盲评审相对较少。“对于一些领域的小同行评审来说，如果完全要求透明反而有可能引起审稿人的顾虑，从而影响到审稿的客观性。”

很多审稿人在公开身份方面存在顾虑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刘利坦言，“因为我的文章也会送到别人的手中，别人有可能因此故意刁难”。在他看来，身份的公开透明与否并非必要流程，但建立健全的回馈机制却是必要的，从而可以让被审稿人客观地给审稿人等打分。但作者对于审稿意见的评分不是勾选，而是要给出具体的评述，从而让审稿人优胜劣汰。“但现实的情况是目前文章发表量太多，而审稿人太少，找个审稿人已经不容易，还挑三拣四？”刘利感慨。

寻根究底

在任胜利看来，公开审稿人身份或评审内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造假事件的发生，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诚信。“比如虚假同行评议的产生是期刊编辑认为作者推荐的审稿人是可信的，但实际并非如此。”他说，“如果没有诚信的基础，审稿流程或形式上的改变是很难杜绝虚假同行评议的”。

“目前为止，面对大量学术论文需要发表的现状，还有没有比同行评审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议手段。在相当长时间内，同行评审在不断自我改进的同时应该继续推广。”蔡一夫表示。对此，任胜利也认为，可从两个渠道完善它：一是加强教育；二是追责严惩，让敢于冒险者意识到造假的代价成本，从而对诚信产生敬畏意识。

同行评议过程远非完美，意识到偏差是解决它的第一步。Meadows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关于同行评审中性别和年龄偏见的文章，但研究人员在近日于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同行评审大会上的跟踪报告中表示，通过提示编辑在选择审稿人时更加多样化，3个月来他们已经看到女性评审人数显著增加。“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评审调查以及提高对评审人的培训，也可能帮助提高同行评议质量。”她说。

幸运的是，很多学会和期刊已经意识到了同行评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挑战并做出了回应。Picknett介绍，为了解决审稿过程的规范化问题，SAGE集团已经创建了在线资源（如作者、编辑和评审通道）、可供所有编辑获得的同行评审和伦理手册，向作者和审稿人提供研讨学习机会，使他们可以发现或避开学术不端行为。SAGE还与Publons合作，设计更加标准化、系统化的评审人培训机制。

同行评审并没有“一刀切”的模式。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科学总监Ed Gerstner表示，但该集团会小规模地试行一些创新方法改善同行评审，例如《自然—通讯》最近实施了透明同行评审，将评审人报告匿名发表出来；类似BMC注册报告的形式则在收集和分析数据之前就对研究课题和所用方法的质量进行同行评审，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偏见。

专家认为，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了解起作用的激励方式。目前的出版激励政策在很多时候与岗位、晋升、薪资和资助紧密相关，一些研究机构还会对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直接予以现金奖励。“人们在如此热切地发表论文，他们为此不惜篡改数据、颠覆同行评审过程，甚至冒险以自己的职业为代价博取累积引文的机会。”Culley说，需要重新改变对研究人员的激励政策，其中的一部分是更好地认识和奖励同行评审者的努力。

“发文章是为了推动科学本身，别太跟利益挂钩就好。别逼着拿手术刀的上台的医生晚上还要熬夜编文章，对病人多危险！”作为国际期刊的一名编辑，蔡一夫认为，同行评审的另一个重要之处还在于能否选取合格的、勇于担责任的编辑，检阅学术论文和审稿人的评议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