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名取校”的惯性思维，人们普遍认为，校名称大学的质量高于校名称学院的，校名称学院的质量高于校名称专科学校的，学术型高等学校的质量高于应用（职业）型高校，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高校更名热潮。其实，这是社会和高校对高质量发展的片面认识与盲目行动。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是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目标的适切性，及其与办学效果的一致性，即高校办学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其办学层次提升和类型转变，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发展不能混同的问题。

今年5月，教育部公示了包括19所新设本科院校、16所更名大学、3所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民办本科院校和2所同层次更名院校的40所高校名单。近年来，高校更名不断引发社会舆论的质疑，教育部曾就此发过声明：从未发布过更名通知而是设置名单。教育部发声明没有问题，而批准设置的高校都更换了校名也是事实。就是说，社会舆论把设置解读为更名也没有错，因为更名就是设置的内容之一。对此，有网友直言，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面对高校更名，无论是教育部的声明，还是社会舆论的质疑，各方既各有其理也都不全在理。理清高校更名，还是设置文字游戏背后的是非曲直，还需要我们理性地分析。

我国高校以设置的名义而更名，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始建于晚清的旧式学堂（高等学校），在洋务运动兴起时则改名为大学，如上海圣约翰书院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校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多次更名热潮。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旧院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1952年的院系调整；第二次是在国内教育大震荡时期，1958年“大跃进”与1966年“文革”以及1978年恢复和增设一批高等学校；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期，通过共建、合作、合并、协作和划转等方式改变了众多高校的隶属关系；第四次是从新世纪开始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时期，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提升层次或改变类型。

事实上，高校更名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中，专门谈论高校更名现象——“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贸易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尽管福塞尔描绘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照当下的中国高校更名也同样适用。社会舆论对更名多有质疑：一是贪大求高的不良风气，即校名越改越大，层次越改越高；二是希望通过更名来提升办学地位，本质上纯粹是攀比心理在作祟；三是形式主义的恣意蔓延，即优良传统和特色的丢失影响到长远发展；四是“离经叛道”的教育行为，即一定程度上不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等。

校名作为高校承载厚重学校文化和精神的符号之一，不仅能给社会传递办学特色的信息，也能给社会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提升社会对学校的认同。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高校，其校名还承载历史、彰显传统、寄托情感、激励师生。倘若随意更改校名，不仅是对师生的不尊重，也是对优良传统的漠视。换言之，一所学校的校名是该校的招牌与标签，是否要更名一定要慎之又慎，除非必需，一般都不要轻易更改。具体分析我国高校更名的原因可见——既有社会发展引发的高校必须更名，高校实行分级管理引发的争取更名，以及高校发展壮大引发的自然更名，还有高校争“名分”引发的更名异化。

新时代要遏制埋藏着高质量发展隐忧的更名异化现象。因为它扰乱了高等教育结构，即高等教育类型与层次结构失衡，以及高等学校办学目标模糊不清；也不利于高等学校“形象提升”，即校名包含着丰厚的历史沉淀和人文价值，更名会有一定的品牌损失；也进一步助推了浮躁之风，即更名暴露了办学浮躁与精神贫乏；更为严重的是，与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全球知名院校，按照我国高等学校更名的做法，早就该更名为“麻省大学”了。可是，麻省理工学院始终不改校名也没有影响其誉满全球。我国也有如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一些老资格的“学院”值得点赞，他们在更名热潮中耐得住寂寞，坚守着自己的金字招牌。

十九大强调“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应科学认识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扬弃仅把提升层次和转变类型的更名作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全面谋划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战略，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等教育。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