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兰荪为师生上示范公开课

郑兰荪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从事原子团簇科学研究，研制了激光等离子体源飞行时间质谱计、交叉分子—离子束串级质谱计、激光离子源射频离子阱质谱计等以激光产生和研究原子团簇的大型仪器，独创了液相电弧、微波等离子体等团簇合成方法，研究并明确了C60在氯参与下的形成机理等。研究成果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牵头创立了厦门大学无机化学博士点，教育部化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回顾1977年的高考，我们要衷心地感谢邓小平同志。他在那一年拨乱反正，果断地恢复高考，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迈入大学的大门，我也从厦门大学的子弟成为了厦门大学的学子，又成为厦门大学的教师。

家庭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相比同龄人，我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不幸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不幸。一场“文革”中断了所有人的学业。“文革”开始时，我刚刚小学毕业，直到两年多后，才得以就近安排进入了中学。由于父母都受到冲击，母亲还被关进了“牛棚”，因此我也成为“黑九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推迟了数月之后，才能以“试读生”的身份入学。那时候政治运动不断，中学学习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运动和劳动，物理、化学和生物课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能够学习到的文化知识很少。

然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我又是幸运的。我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生物系教师，母亲是化学系教师。即使在“文革”的十年中，他们仍然执着地希望我多学一些知识，不放弃让我进入大学的一丝期望。

我至今难忘，利用“文革”中“两派”斗争无暇顾及“牛鬼蛇神”的时候，我母亲抽空辅导我自学完成了中学的代数课程。“文革”后期，父母听说英语水平突出的青年，有可能不需要经过“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渠道，破格被高校录取。尽管这个消息完全是传言，但是以此为由，他们让我开始学习英语。在一盏小台灯下，父亲每晚辅导我阅读英语小说，要求我熟记相关的英文单词，一直坚持了多年。我的英语阅读能力因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大学学习时进入了“快班”，省去不少英语学习的时间。

“高考就要恢复啦！”有一天，母亲从上海的亲戚那里打听到了这一消息。那时候，我既喜又忧，虽然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但是又担心间断了十一年正常的学习时间，虽然在中学待了四年，但是大多数应学的知识没有学过，深恐自己考不上。

当然，当时大多数考生的情况可能更糟。而且因为这一提前得到的消息，我可能比许多考生多争取到一些学习准备的时间。以我当时的基础和兴趣，应当报考人文学科。但是在一个月后得到正式的消息时，才知道文理科的考试内容不一样，而我却一直在学习自己最薄弱的物理知识，为此只能选择报考理科。当时各个省高考的时间和内容都不一样，江西比福建早两天，使得我们能够在考试前看到江西的考题，发现数学的考题有一大半做不出来。因此，当我在1977年冬天走进设在厦门一中的考场时，对于高考录取没有抱太多希望。

当年的志愿填报在高考之前。对于我和当时几乎所有考生来说，填报志愿时主要考虑录取的可能性，并不太在乎对专业是否感兴趣。

我的优势在于英语基础（除了读英语小说以外，我还“偷听”了“英语900句”），但是当时高考并不考外语。根据当时的要求，如果要加试英语的话，需要将外文系放在第一志愿，这样并不影响后续志愿的录取。所以当时我的第一志愿填了外文系，第二志愿填了化学系。后者才是我希望录取，而且觉得录取可能性较大的专业。

当年理科的高考科目是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其中物理60%，化学40%）。第一场考试的语文相对较有把握，毕竟“文革”期间需要写各类文章，但是作文却写得并不理想。自以为受到家庭熏陶、较有把握的化学也考得不好。但是政治考了90分，数学考了80多分（刚好考的内容中自学过的代数比例较大），总分有317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又生怕被外文系录取，好在最后还是被化学系录取。

从此，我迈入了化学学科的大门。

全身心投入大学学习

参加高考之时，我已经中学毕业5年了。

我虽然是独生子女，按照当时政策不必上山下乡，但也一直没有工作机会，一家人都很着急。后来虽然成为厦大物理系综合电子厂的临时工，我却一直没有转正的机会。为此，我母亲在1976年底得悉有退休补员的政策，主动提出退休，使我成为工厂的一名正式学徒工。当时，厦门大学校办工厂的固定工是一份非常难得的工作，因此我很珍惜也很满意，经常加班加点，准备高考时也不影响工作。我是工厂的钳工，在师傅的指导下，制作电子仪器的外壳。机械工人的训练，为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研制科学仪器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就在高考梦离我渐行渐远，乃至几乎绝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迈进了大学的校门，在本该已经大学毕业的年龄，又能开始正常的学习生活。

在当年的考生中，只有百分之几的青年能够通过高考，成为幸运的大学生。那时挂上白色的大学生校徽是非常令人称羡的，同学们都会主动佩戴。

77级的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厦大化学系的一百多名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已超过30岁，最小的只有15岁，相差超过一倍。催化专业的班长入学前已经是小学校长，有了3个孩子，在他成为大学生时，大儿子也已成为了小学生。在我的那间宿舍的八位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1954年出生，年龄最小的同学1961年出生，每人相差一岁，刚好构成了一组“等差级数”。

同学们的基础也差别很大：“文革”前读完高中的同学基础比较扎实，但是入学时已经十多年没有上学，年龄已经很大；应届入学的同学学习基本没有中断，但是中小学学习都在“文革”期间，基础很不扎实。我的情况居中：小学在“文革”前读，知识很扎实；中学在“文革”中读，知识很残缺。“文革”期间学校学习非常混乱，有些同学入学前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有些“文革”前的高中生虽然系统地学过外语，但却是俄语，他们入学后还要从英语字母开始学起。入学时，学校曾经测试了全年级同学的化学基础，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了80多分，我的成绩居中，还不到50分。因此，系里在教授化学专业课程时，还先花费一段时间补习中学的知识。

虽然77级学生的年龄和基础差异很大，但是渴望知识、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共同的。在历经十多年的渴望和等待之后，终于能够进入大学的课堂，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入学时的化学教材是教师临时赶编，手刻蜡纸油印出来的，开学前两天才分发到同学们的手中，大家立刻捧起还散发着油墨芬香的课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有的同学晚上宿舍熄灯后，到食堂昏暗的灯下继续学习，早晨五点半又起来学习。早上第一节课开始前半小时，教室的前几排已经坐满了学生。即使在食堂窗口排队打饭的队伍中，也有不少同学在背英语单词。

“文革”是中国文化最压抑的时期，进入大学后，位于化学楼旁边的学校大礼堂每周末都会放映电影，有“文革”时被禁锢的影片，也有“文革”后新拍和引进的影片。虽然这是当时主要的文艺生活，但有些同学在读期间几乎没有看过电影，而是将时间全部用于学习。当时的教师认为，77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空前”的。“空前”是可能的，因为这一届学生毕竟是从沉积十一年的考生中选拔出来的，虽然还有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的优秀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参加考试。

当年的教师也同样在“文革”中蹉跎了十年岁月。由于“文革”及其之前一些政治运动的耽误，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评职称的机会，大多数仍然还是助教。但是他们基础扎实，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当中。那时候，不可能有研究生助教。每门专业课都配有辅导教师，一个班级就有两位，在没有安排课程的时候，他们还会经常主动到学生宿舍答疑。实验课指导教师对学生实验操作的规范要求非常严格。当时教室和实验室的条件虽然较差，但是教育质量却是很高的，为我们日后的科研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学习虽然紧张，但是学校的气氛和生活还是非常活跃的。同学们关心政治，热爱文艺。当时的一些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陈荒煤的《阿诗玛，你在哪里》等发表后，大家都热烈议论，将刊登文章的报纸张贴出去。在中越自卫反击战时，大家每天午饭后都围聚在食堂，听最新的战况报告。校、系组织全体学生学跳交谊舞，组织文艺晚会，我们班合唱的歌曲是班里一位同学自己作词、谱曲的。我也曾经为班级的墙报贡献过几篇散文，那是我仅有的文艺作品。

重归母校执教

化学系学生的宿舍一直是芙蓉一，雕梁画栋的建筑掩映在绿树成荫中，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芙蓉一的一间宿舍里，住着化学系77级电化学专业的同学。其中，还有三位同学也当选为院士。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田中群、孙世刚，以及美国工程院院士孙勇奎。他们在大学毕业后都考取了厦门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随即通过多种渠道派遣出国。田中群留学英国，孙世刚留学法国，他们分别在1986年底和1987年中学成之后回到厦门大学化学系工作。孙勇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美国默克公司，从事新药的研发工作，在获得美国工程院院士后辞去在美国公司的职务，回国创业。

一系四院士，成为了厦门大学77级化学系的传奇。

说起留学，高考恢复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6月提出，要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而且要快派，“今年三千，明年一万”。

1982年本科毕业前，我考上了首批中美联合招收的化学类留美研究生（CGP项目），于当年8月进入美国赖斯大学师从理查德·斯莫利教授，他于1996年因为C60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当时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我在1986年5月获得博士学位，即回到母校化学系，先从博士后做起，在厦门大学工作至今。

那时候，国内外的研究条件和水平相差十分悬殊。在美国留学时，导师曾因为我的研究基础太差，考虑过让我离开；回国后，又要用十分有限的经费，立足国内的器件和加工条件，建立达到国际水准的研究装置。但是，正是有了以往所经历的种种磨砺，加上回国后厦门大学化学系理想的研究氛围和领导、教师的支持与合作，使我能够克服困难，在科学研究中取得进展。

如今，高校里流行由院士开讲“新生第一课”。我无意刻意效仿，但是事实上，从1997年起，当时担任化学化工学院院长的孙世刚就安排我们这批77级学生与一些更年轻的教师，承担化学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而我所讲授的就是新生的第一门化学专业课程《无机化学（上）》。我在教学中尽可能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和学科进展，吸引学生对化学专业、对科学的兴趣，就像当初我们的教师把一群渴望知识的新生领进门一样。

高考制度的恢复已过去40年，它是我国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虽然高考制度还有种种弊病，并且尝试作过一些修改，但是在中国的国情下，它仍是不可替代的公正的制度，为所有希望进入大学的青年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为我国人才的培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