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第一次来到人大，我还得了解人大的建议、批评跟政协提案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已经基本搞明白了。”再次见到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他依然如昔，谦虚有礼。

曾为三届“老政协委员”的熊思东，这些年为两会贡献了不少提案，涉及高校发展、人才培养、医药卫生多个领域。今年是他第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两会，但带来的建议并不比往年的提案少，涉及高校内涵式建设、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严惩精日分子等多个方面。

“这次带来的第一个建议，也是我在政协曾经提过的——降低环境基础噪音。”熊思东指出，在出境游玩时，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在抱怨，中国人很吵。在地铁、机场、图书馆、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个负面“标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国家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例如，我国的旅游文明指南其中一条是“不允许大声喧哗”，但事实上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曾于2008年联合发布《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我国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的环境噪声限值为白天60分贝，夜里50分贝，1997年我国也颁布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然而，现在一般公共场所的音量都在这之上。

熊思东曾走上街头调研。“你们知道有个环境污染保护条例吗？”“你知道声音高于一定分贝就是违法的吗？”受访的群众都说“不知道”。在他看来，管住噪音需要换一种思路，就像禁烟，提高烟草税收、大力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并不如规定哪些场合不准吸烟有成效。“政府管不了个人，但可以把车站、码头、广场、会议场所、餐厅等大型公众场合管理好。”他说。

重要的公共场所是铸造个人行为的地方。然而，“相关条例要么不精准、大而同，要么阳春白雪、知者甚少。法律立在那里，宣传、执行、督查做得并不够。要让大众清楚，噪声污染行为不只是一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噪声污染是一种违法行为”。熊思东说，这也是他在人大重提降低环境基础噪音的原因之一。

“第一是环境噪声标准不够细化，执行可操作性不强。法律应明确、精准地告知环境噪音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第二是解决公共场所噪声的监督执纪不严问题，消除噪声污染执纪中条块分割复杂、法律责任不明、部门相互推诿问题，在制定噪声防护相关法律时，要完善相应的处罚措施和标准，增强执法的力度和强制力，制定相应的处罚规定。”熊思东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