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日清晨8点半左右，在位于中关村大街黄庄路口的海淀医院告别室向胡亚东先生做最后的告别。中科院的领导、化学所的领导，还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们，都站在逼仄狭窄的室外过道，其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一些是采访过、联系过的对象，毕竟在中科院所属的报社工作过10余年。望着他们，我把自己搁在已经热辣辣的骄阳下，感觉如此才与自己的身心匹配——在听到胡先生4月29日晚已经离开我们的信息后，心情一直如阴云笼罩。

■杨虚杰

【经常的场景是胡先生打来电话，然后骑着他的“二八”超大自行车来到编辑部送稿；或者我们走着去他家送样报、采访或者取稿子。】

初相识：我爱中关村

回忆往事，才惊觉认识胡亚东先生整整20年了。1998年，恰逢很多报纸转型面向市场的时刻，《中国科学报》准备更名为《科学时报》，在当时经媒体报道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事件，一时招兵买马，增加版面亦增加出版天数。我记得最初与胡先生相识应是最初负责一个写科学家业余爱好、斑斓生活的版面。现在已经忘记是由谁推荐，采访了胡先生。很遗憾由于时间紧张，这篇采访文章没有找出来，但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深刻，我在最后写了，胡亚东先生在高分子化学领域的科研成果，虽然他自己放弃获评院士，但是他无论在音乐、收藏、摄影等等各个领域深度的爱好足以成为科学界的“杂学院士”，后来回想起来，一直不介细枝末节的胡先生，很少修改我们的采访稿，但最后这句话还是去掉了。

自此后，胡先生不仅成为我们一直的作者，更成为我们编辑部每个人一生的挚友，现在想想其实非常不可思议，胡先生那时已经71岁，而我们那时大多三十出头，相差40余岁，却从没有任何“距离感”。

经常的场景是胡先生打来电话，然后骑着他的“二八”超大自行车来到编辑部送稿；或者我们走着去他家送样报、采访或者取稿子。他就住在中科院黄庄小区，这种天时地利之便，我们都享受其中。有时他来送稿子，就站在办公室里和我们说话，讲各种趣闻逸事，天大的事情在胡先生口中也是轻松异常。记得他在办公室里给我们讲过他如何与他姐姐胡亚美一起，把自己家（位于现在北四环育慧里附近）50多亩田地捐给国家，讲他在装修房屋的时候，工人师傅如何把他收藏在书架的康熙年间的瓷碗打碎，他自己粘粘了事。我们听得目瞪口呆，胡先生常常转身就告辞。

很快，胡先生的一篇稿子来了！《我爱中关村》。这篇稿子现在读来，仍然充满活力，当时正是中关村电脑一条街开始兴盛的时刻，胡先生的家毗邻这条大街，他把这条街的岁月变迁，五彩斑斓写得魅力无限。最后胡先生写道：“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在中关村及其附近来来往往，已经50多年了（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这里有我90多岁的老师，我的大批同学，还有我的很多学生，至少四世同堂，大家都骑自行车。中关村大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了，我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奔驰、宝马、凌志甚至凯迪拉克之间时，我不敢碰他们，他们也不敢碰我，但是我却比他们快！当我已经到达目的地时，那些汽车还在红灯面前释放各种气体。在中关村、北大、清华，这种节能、无污染，又能锻炼身体的物质运动方式，的确是可取的。”后来，这篇文章将标题改为《中关村的魅力》，收录在《科学殿堂写春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中。

胡先生所住的黄庄小区住宅楼由一条过街天桥横跨中关村大街，直接通向海淀医院。向胡先生告别的那一天，我情不自禁地站在过街桥上眺望先生的家，在充满活力的中关村生活了70余年，最后在这里与大家告别，这是一生充满活力的胡先生的完满的心愿吧！

胡先生写稿常常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所以言之有物，机趣横生。但是有时报纸设置了各种栏目，感觉很难“塞”进某个栏目中，胡先生似乎并不以为意，现在想想，与胡先生的自由洒脱相比我们连毫厘都够不上。

随后，1999年9月，《科学时报·读书周刊》创刊了，我们与胡先生以书为媒，相交相知的时光开始了。

长相忆：科学文化路漫漫

《读书周刊》自创刊以来就是读者比较喜欢的专刊，这与很多科学文化学者的鼎力支持分不开。这里成为一个枢纽联系起读者、出版社以及作者。一个突出的工作就是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图书的评选活动，比如1999年推出了“科学家推介的20世纪科普佳作”，2000年推出了“改革开放20年100种科普佳作”，2002年起，每年在年末的时候进行该年度的“科学文化及科学普及佳作”评选，自2003年起，又与台湾吴大猷基金会合作负责大陆地区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评选工作。

胡亚东先生几乎是这些所有书评活动的评委或者专家委员的成员。作为化学家和科学家，他的视野却不仅仅是科学领域，在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博物等多方面都有热切的关怀，这正是他一直倡导的对科学文化的关注。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一提，2003年第二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提名候选书的时候，时任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的记录北京城变迁、记录梁思成的《城记》一书被胡先生推荐，说实话，《城记》这样关注北京城历史的书与传统的科普读物还是有着很大不一样的，但是在胡先生的陈述下，获得甘子钊、叶铭汉等院士的一致推荐，后来这本书在台湾参加决选时获得第二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银签奖，又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我记得《城记》一书的推荐语都是胡亚东先生亲自写的：“《城记》是一部悲情书，也是一部鼓劲书，它鼓励我们思索、发言，并且采取稳当合宜的行动，来行使我们作为城中一员的公民权利。写法做到了尽可能地客观、真实、详备，数据丰富，引证有据，兼有史的恢弘，传的细腻，专业的准确，文学的情致，虽然语言平实和婉，但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如果当年采纳了梁思成、陈占祥的方案，现在的北京老城区该有多美好啊！”

随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城记》一书的讲座，由作者王军和胡亚东先生对谈北京城的建设与保护，一个细节我犹然记得，在最后互动时，胡先生说他小时候经常坐在安定门附近的城墙上，看着夕阳西下燕子翩飞。我感到那时胡先生的眼中有泪。听众则静默无声，那时我似乎明白胡先生对这本书的感情。后来王军在他另外一本书《拾年》中，曾经引用过胡先生对白颐路（现在中关村大街）的回忆：“那条长长的白颐路才叫美呢！”《城记》一书后来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也被翻译为其他种文字出版，其实追根溯源，与胡先生最初的推荐不无关系。

胡先生就是这样，从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拘一格。他经常自己从书店看了好书、买了好书，向我们推荐，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版面。记得在这期间胡先生写了很多书评，非常有影响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2000年前后，它的第一本书《完美的对称：富勒烯的意外发现》的书评就是胡先生写的。他的书评内容开阔，不仅关注书的内容，更关注书以及作者的背景，有一种“大家小文”的意趣。

《读书周刊》这个平台，不仅有王绶琯、胡亚东、李竞、李元这样的老先生，还有刘兵、吴国盛、刘华杰、田松这样年轻的后学（当年与老先生们比，的确可以这样说）。这些有着思想棱角的年轻人提出新的观念和主张，胡先生一直持欣赏和关爱的姿态，这一点也令年轻学者感怀。胡先生为刘华杰的新书写序、推荐，当他们的一些观点遭遇争论甚至批评时，胡先生一直宽容与理解。所以，胡先生一直就是一个桥梁，让《读书周刊》成为科学文化绽放的舞台，胡先生去世后，这些已经成为学科翘楚的年轻人也不禁抒发自己的怀念之情。

还有两件小事可以彰显胡先生一贯推崇的独立思考与自由精神。2000年科学时报社与中国科普研究所一起召开了“论科学精神”座谈会，于光远、龚育之以及席泽宗等重要学者都参会并且发言，胡先生在会上说，必须有独立思考和广泛知识的修养，才能体现出科学精神，才能用这种科学精神，如理性即逻辑的、实证的和探索的思想去认识和分析事物，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科学精神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就是2008年6月，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系列讲座中，胡先生了作过一场“化学的功与过”的讲座，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听胡先生讲化学。讲座中胡先生说，自己研究的是高分子化学，现在满街都是的塑料袋就与这相关，研究一辈子，到头来才发现不知道给社会带来的利弊是多少？！胡先生如此能够反思自己的科研，令人深思也令人肃然起敬。

所以，如果可以称《读书周刊》创刊十余年是芳华岁月的话，那是胡先生相伴的十余年，他让我们丰富、思考、成长，他让我们忘不了。

2014年，调到出版社工作的我，转身做了图书编辑，因为出版刘华杰的《檀岛花事》，而给胡亚东先生送书，与胡先生再次续缘。作为个人一直得到胡先生的帮助，我却没有回报胡先生万一，一本胡先生的科学生涯口述史没能等到出版，就遽然离去，就如同当年我们在办公室时，胡先生拿着稿件悄然而至一样。然而那时是惊喜，此时是终生的遗憾！

告别仪式没有哀乐、没有致辞，与胡先生伟大的人格、对中国科学事业以及科学文化推动的贡献来说，实在有些简单，但也许这正是胡先生自己所追求的，除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一切都不足惜。

（作者系科普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任《中国科学报·读书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