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

■本报记者 陆琦

他是享誉国内外的工程师、科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可他却说“家”不敢当，自己只是“工作者”。

他是继张光斗、师昌绪、朱光亚、潘家铮、钱正英、钟南山之后的第七位“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获得者，对于获奖他真诚谦卑地说了句“受之有愧”，要感谢国家的培养、同事的帮助和家人的支持。

他是一位儒雅的学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师长，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

他，就是徐匡迪。

为国而学铸就钢铁人生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徐匡迪放弃了自己颇有天赋的音乐理想，怀着钢铁报国的远大志向，于1954年考入了当时被誉为“钢铁摇篮”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并由此开始了一段光辉的“钢铁人生”。

他长期从事电炉炼钢、喷射冶金、钢液二次精炼及熔融还原的研究，研制成功SGDF型喷粉罐并广泛应用，研究成功生产高纯管线钢的真空循环脱气喷粉技术。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新技术，不但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也被世界同行采纳及应用。

改革开放后，徐匡迪游学欧陆，应邀到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又被邀请到世界著名的喷射冶金公司——瑞典兰赛尔公司做副总工程师。

他在兰赛尔公司工作的时候，通过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其中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不达标。在他坚持该炉不列入“试验供货”计划时，对方在炉前记录上写下“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并让他在下面签字。

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匡迪是正确的，由于温度不足导致近200吨钢水冻在钢包中。自此以后，每当试验炉出钢时，对方总要徐匡迪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如何。

瑞典方面为了吸引徐匡迪留任，开出高薪，提出把他的夫人及子女接到瑞典。然而，徐匡迪拒绝了。他在完成了原定项目后，如期回国。

在英国和瑞典学习工作的经历带给徐匡迪更广阔的事业，也引导他开始关注经济，为后来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从学界到政界的无缝衔接

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是徐匡迪的学术高潮期，也是上海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段时间，徐匡迪本人的事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

从瑞典归来，时任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便提名徐匡迪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1989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教卫办）副主任兼高等教育局（高教局）局长；1991年随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出访欧洲后，又因其经济学领域的学识受到朱镕基欣赏而出任上海市计委主任一职。

1995年对于徐匡迪而言可谓是双喜临门，2月份成为上海市市长，同年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徐匡迪不仅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上海蓬勃发展，更以亲民、务实、儒雅的形象赢得了上海市民的爱戴。

成功举办2001年APEC会议、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他以科学家的严谨、实干家的赤诚，创造了世纪之交上海的飞速发展。

他关注民生，治理苏州河取得成功。他关心发展教育，尤其关注贫困学生的成长成才。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市第一所免费高中——久隆模范中学于2001年9月正式成立。作为久隆教育基金的发起人之一，从2002年开始，他就把自己每年的院士津贴全额捐赠给该基金。

上海的干部群众提起他为上海人民做的实事，至今仍赞不绝口。

对于从学界到政界的角色转换，徐匡迪认为“这没什么”，从事工作的目的就是立志报国，努力学习每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做好每一个岗位的工作。

勇挑重担的战略科学家

一路走来，中国工程院成为徐匡迪担任行政工作的最后一站。

但这无疑也是给他带来颇多荣誉和辉煌的一站。用他的话说，是“大家亲密合作、心情最愉快、备感光荣与责任的一站”。

回想起刚到工程院工作的情景，徐匡迪的内心至今仍感到温暖。朱光亚院长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工程院的工作，首先要把院士队伍建设好”，宋健院长则对他说：“匡迪同志回家了！”

徐匡迪在中国工程院度过了8年时光。而这8年，也正是中国工程院取得快速发展的时期，从院部办公环境的改善到机构编制的增加，再到院士咨询研究体制的逐步成熟……

徐匡迪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正式卸任。虽然从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他并没有停歇，依然发挥着一位战略科学家的作用，时刻关心国家未来工程科技发展，主持并参与了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他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认同，报告作为2015年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参阅材料，发至各省、部级领导。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根据中央要求，他牵头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总体规划、三地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等进行论证。同时，为论证在河北省建立雄安新区的可行性，他组织专咨委和国内外专家对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进行了数十次论证，完成了总体规划。

“我现在是告老还乡了，练练书法、听听音乐，陪老伴散散步，一家人聊聊天。”81岁的徐匡迪依然儒雅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