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科研志向的话，我想当时自己抵挡不住‘北大专业随便挑’的诱惑。”

回忆起四年前的选择，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化学专业2014级本科生汪诗洋笑着说，当时甚至为此与家长和老师产生分歧，但自己做好了当“小白鼠”的心理准备。

让汪诗洋心动的，是时任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的一句话。

那是2014年4月的一个中午，丁仲礼到汪诗洋的母校北京四中演讲，他说：“我们动用这么多的资源，仅招收300多个本科生，目标就是培养未来中国科技的领军人才。”

后来的高校面试环节，其他名校有的考汪诗洋一道竞赛题，还有的通过抽签问他“如何看待心灵上的雾霾”；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国科大的面试是让他畅谈科学的过去与未来、实际科学问题的解决思路和个人理想。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福。”2018年6月，在国科大北京玉泉路校区小巧宁静的校园里，汪诗洋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当年入学后他发现，当时认真听自己讲了20多分钟的主考官，是一位中科院院士。而大一的基础课，从数学分析、代数，到力学、热学、化学原理，都有院士授课，并且是“从头至尾，每一节课都教”。

“祝贺你们四年的苦难划上了句号”

与汪诗洋同年进入国科大的，一共是332名学子。他们分布于6个专业，分别是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年间，自称“小白鼠”的他们，在国科大“活”得如何？

2018年5月31日17时，北京中关村，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南楼205房间，2014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最后一组11位本科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至此，国科大首届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全部结束。

主持这最后一场答辩会的，是中科院院士席南华。这位数学家恰好也是国科大本科教育从最初设计到后来实施的负责人。

席南华站起身，一边收拾面前的一摞论文，一边对等待合影的11个年轻人说：

“祝贺你们四年的苦难划上了句号。”

“苦难？”随后的采访中，《中国科学报》记者问席南华。

席南华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他们的压力很大，学得很苦。”

“黄埔一期”第一年的日程表很满，一位本科生跟中学同学说，在北京的同学聚会希望就安排在国科大附近，因为自己每天晚上学习很忙，没时间去远的地方。

虽然后来国科大也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了一些课程调整，但仍然不轻松。

“进了国科大，如果想着轻松，肯定跑不好这场马拉松。”在中科院院士周向宇看来，“学习就不是短跑。”

另一位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也表示：“好多人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就彻底放松了，很可惜。我们跟国科大这些孩子讲清楚，真正的竞争从本科开始，中学阶段其实只是热身。”

2015年12月，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一次会议上，席南华曾谈到，他教的本科班里有69个学生，虽然这些学生都很优秀，但上学期末仍有12人不及格，补考后还是有10人不及格。现在说起这件事，席南华表示，挂科率已经逐年下降，“因为学生们对此印象深刻，知道要努力，后来这几年招收的本科生更是如此”。

以教材为例，对于每门课，国科大都在全世界范围甄选教材，要求既有内容又有思想。比如，数学专业采用了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卓里奇编写的《数学分析》。席南华说：“我们对卓里奇的教材更满意一点，但是，这本教材的确比国内很多大学用的教材都难得多。”

学生是否吃得消？席南华说：“那我看他们也都‘活’下来了。”

本科“生存”真的很难吗？

在进入国科大之前，2014级物理专业的陈俞嬖也以为，用高中80%的努力读大学就足够了。而来到国科大以后，她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但陈俞嬖仍然知难而进，大一时选了一些程度较难的课程。最终她的结论是：“没有难到让自己吃不消，这些课很有挑战性，能够提升自己。”她表示，国科大的课程设置，尤其是对数理基础的强调，让自己在学术上学到的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这一点，她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深有体会。

“大学是自由的，每一秒都能带来无限的可能，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毕业前夕，当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同时抛来橄榄枝时，陈俞嬖最终决定到芝加哥大学这个全新的环境深造。

“难么？没有难到不能想象的那个地步。”化学系学生刘钰的下一站，也是芝加哥大学，她认为：“很多人觉得很难，那是因为一开始没有掌握这门课程的逻辑语言，就放弃了，但如果坚持下去，多学一点，就会觉得越学越容易。”

游泳是刘钰的放松方式，她创办了国科大游泳社，担任首届游泳社社长。而最让她自豪的，则是化学专业的她选修了物理系的《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和《计算物理》，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学业导师制，科学家班主任，跨专业选择课程，在中科院的各个研究院所做科研实践，很早接触顶尖科学家的课题组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大科学装置，去往一流的名校访学交流……国科大提供的各种资源琳琅满目，条件是本科生们有勇气去拿，并为之付出汗水。

因为对生物感兴趣，2014级计算机专业的刘翼豪利用大一的暑期科研实践，申请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张云的动物毒素课题组学习。

“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还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嗯，不错！”刘翼豪开心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从“码农”到“生物毒素”，刘翼豪了解了很多跟计算机学科“没有关系”的知识。他的科普文《葫芦娃中的那些黑科技》涉及多个学科；《物理定律告诉你，天下有情人终将分手》在今年情人节“刷遍”微信朋友圈，登上微博热搜榜。他一边做着“科普小达人”，一边被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集成所录取为直博生。

汪诗洋说起自己所在的男生寝室，半夜一点突然兴起，聊的不是女生、游戏、篮球和日漫，而是为一篇文献争论，最后索性下床画结构分析机理。他还曾在宿舍楼下偶遇同学，为讨论科学问题而夜不归宿。

“比较而言，我们学校的氛围应该说是非常阳光。”席南华这样评价，“绝大部分学生具备这种向上的精神和对科学的追求。”

实际上，第一届本科生中也有一些无法适应而退学或者转学的例子，退学人数达到10人。席南华说，比较突出的原因是沉迷游戏，还有少数学生心理出现问题。有的辅导员搬到学生宿舍对落后的学生进行“贴身”陪伴，但还是无法将所有的孩子拉回来，这也是令席南华感到遗憾的事情。

科学家带出的本科生“味道”不一样

包括院士在内的科学家，能否给本科生讲好课？这是国科大2014年开始招本科生时，曾面对的一个疑问。

“这完全是一个荒谬的命题。”席南华摇着头说，“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课，外行看起来觉得讲得行云流水，但是主讲者其实就是说不到点子上。而有的老师，表面上看板书乱糟糟，似乎讲得也不大好，但是到了期末他的学生学得非常好，掌握了课程的精髓。”

在席南华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中科院的科学家很多都有在国外给本科生授课的经历；另外关键的是，科学家能把科学问题说得更透彻，能站在更高更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课。

周向宇给本科生授课用的就是卓里奇的教材。他说自己会尽量站在更高的点上去引领学生。比如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从事拓扑相变领域的科学家，他当时就借机向本科生普及拓扑最新的知识。而且，由于原定的课程时间安排太过紧凑，为了将这门课讲得更清楚，这位院士又给本科生加上了一学期的课。

袁亚湘则直接说：“中科院其实有非常成功的办大学的经验啊。”

这个经验指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科院科学家在北京玉泉路办起来的大学，招生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高产出。

作为一名“非常积极主动支持中科院办本科教育的科研人员”，上世纪九十年代，袁亚湘曾给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写信，建议把科大搬到北京来。现在国科大开招本科生，他成为主动要求为本科生授课的院士之一。

“在我的心目中，玉泉路是一个圣地。”袁亚湘说。“中科院有那么多研究所、那么多好的科学家，不教本科生多浪费！”

“科学家以科研的视野来培养本科生，带出的学生的‘味道’会不一样，能更快把学生带到科研最前沿。”袁亚湘说。

2014年夏天，在浙江参加国科大首届本科招生的袁亚湘应高鸿钧院士之托，给一位名叫姜博鸥的考生家长打电话，劝说这位全国女子奥数金牌获得者来国科大学习。他告诉孩子妈妈：“如果您的孩子来国科大，我们这些人会亲自给她上课，会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

姜博鸥真的来了国科大，袁亚湘也兑现了承诺。他每周给本科生上两次课，每次两个小时。他指导包括姜博鸥在内的四个本科生，每隔一周给他们开一次小会，除了学习，也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曾凌晨四点从外地飞回北京给本科生们上课，然后再直奔机场，去别的城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姜博鸥认为，自己在国科大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很早接触袁老师的课题组。她会跟着课题组做一些小项目、去参加课题组研讨班。她有时也会和学长们一起，跟着袁老师去爬山，去吃农家乐。大三时，她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访学的机会，虽然感受过了“外国的月亮”,姜博鸥还是笃定地留在国内，跟着袁老师读直博。

而这次的毕业论文答辩，姜博鸥也获得了优秀。

这种培养模式很“任性”

曹桂兰老师是这次数学专业毕业答辩的组织者。答辩会上，她一边给记者按名单指认每位参加答辩会的评审，一边悄声说：“这三天，除了每天都由院士牵头，其他评委也都是‘大咖’啊。这个规格，都赶上研究员职称评审了。而且你看我给这么多老师发通知，就没有收到一封邮件回复说来不了的，全都按时参加。”

答辩过程中，“大咖”们不时地提问、建议。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参与了本科生的论文指导，偶尔还会有人忍不住开口帮学生回答同事的提问。

袁亚湘对于一个学生论文中以公式结尾的句子不标句号“耿耿于怀”，一再向这名答辩者强调“科技论文写作要严谨”。

一组论文答辩结束，评审们讨论如何给每篇论文进行书面评价，周向宇索性坐到电脑前，逐字逐句亲自修改评语。

国科大对首届本科生答辩的重视，一如四年前招他们进来前的谨慎。

从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开招本科六个专业之前，席南华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调研了每个专业世界上五所最好的大学。

30万字的调研报告陆陆续续交到席南华手里时，他感到“我国先进的大学与这些大学有很大差别”。他认为，在课程体系上，我们注重知识灌输，能力培养却不够；我们培养了很多专才，但在思维能力训练方面多有不足。

“我有这么深的感触，是因为现在强调交叉研究，但真正做时发现很多困难。”席南华说，“这说明教育模式出了很大问题。”

国科大的本科培养，想走一条不同的路。

这种科教融合、科学家办本科教育的模式，已经引起了其他高校的兴趣。不过，国科大的模式，却是很难复制的。

正如席南华所说，他不担心有的院士、“大咖”因为工作太忙不能每年都给本科生授课，毕竟科学家数量多，选择起来可以“任性”。

“这么大的中科院，每年就招300多个学生，没问题。”

未来的大师会在他们当中产生吗？

2018年，国科大拟招本科生398名。

国科大目前分管本科生工作的副校长苏刚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明确表示，未来，国科大不会扩大招生规模。“少而精，特而强”的办学理念将继续坚持下去。

6月12日，国科大在玉泉路校区召开本科生培养工作新闻通气会。在会上，苏刚介绍，国科大本科生有两次转换专业的机会。2014级本科生中有70名学生变更了攻读专业，占年级人数的21.2%。161名学生选择了辅修/双学位，占年级人数的48.5%。

此外，这届本科生参加国际访学项目总人数为186人，其中，46名学生进入2017年世界排名前10名学校，168名学生进入世界排名前100名学校，很多人都拿回了全A、甚至全A+的成绩单。

比如，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朱宇巍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参加了由NASA赞助的商用空间站设计比赛，并进入全美总决赛。

不过，汪诗洋因为坚持自己的学业规划而放弃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他将延期毕业修双学位并留在国科大完成博士学位。他对计算化学情有独钟，并认为是本科四年的点点滴滴最终促成了自己的选择。

“袁亚湘院士在微积分讲切空间时深入讨论从局部最优到全局的困难；在杨文国老师指导下我发现计算精度和效率的提升来源于知识和数据的紧密结合。王建平老师喜欢用原子间作用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分子总能量角度思考问题；罗三中老师把有机反应的机理和变化讲得特别透彻，他们让我对化学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计算机课听张科、胡伟武老师讲体系结构，听冯晓兵、崔慧敏老师讲编译原理，虽然写代码过程很折磨人，现在想来让我从硬件设计和软件执行角度理解了性能瓶颈的类型和原因……”汪诗洋细数让自己兴奋的课程。

“还有袁江洋老师以科学发展为线索梳理的世界历史，赫荣乔老师讲的运动神经丛，杨义峰与陈晓松老师的统计物理……哎，还有太多太多了！”

据统计，国科大2014级本科生在学业导师指导下完成学术论文近80篇，部分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刚刚结束的本科学位答辩也获得了不少褒扬。比如，材料学院的董亦楠和黄淇的学位答辩被老师评价为“水平不逊色于博士论文答辩”。

苏刚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截止到5月31日，国科大首届本科生毕业后直接就业仅7人。已经明确的有243名毕业生将继续深造，攻读硕士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占毕业人数的83.8%。其中84人到境外留学，159人在国内读研究生。此外，今年毕业计划明年申请出国读研或国内深造的40人。

境外留学的毕业生中，11人进入全球TOP10高校深造；52人进入全球TOP100高校（含前十）深造，占毕业人数17.9%。例如，2014级物理学专业刘子煜在拿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普渡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offer之后，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项目全额奖学金。国内读研的159名毕业生中，155人选择在国科大（中科院各研究所）读研，其余四人分别选读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西湖大学。

中国科学的大师级的人物，会在他们当中出现吗？

“‘大师’并非每年都有，我们也不是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席南华说：“但国科大有能力也有信心培养出世界级的杰出人才。总体来看，2018届本科生基本达到了我们的设想，他们很好，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更好。”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还从到场的国科大本科生那里获知，5月31日，最后一场答辩结束后，数学系的同学们回去以后没有狂欢庆祝“苦难的四年”结束，而是静心看书，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