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大热，甚至引得总理就抗癌药相关问题专门作出批示。可以说，这部电影唤醒了国人关于“看病难”“买药贵”的记忆。有人发问，针对癌症、心血管疾病、抑郁症、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疾病的国产药在哪里？中国的年度研发投入已经超过1.75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年度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130万件，位居世界第一；年度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已连续八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真正用来救命的国产创新药为何依然难觅踪影？

一个客观原因是药物研发成本巨大，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如何掣肘了国产创新药的研发。

西方药物研发的主体是医药企业。直观起见，我们只比较美国和中国最强的药企。2018年，美国市值最高的医药企业为辉瑞公司，而中国市值最高的医药企业是广药集团。辉瑞公司在中国主要的盈利产品是法禄达（抗癌）、法玛新（抗癌）、开普拓（抗癌）、希舒美（抗感染）、威凡（抗感染）、斯沃（抗感染）等近60种处方药。而广药集团在中国的主要盈利产品是消渴丸、华佗再造丸、头孢拉定原料、复方丹参片、板蓝根颗粒、阿莫西林胶囊、王老吉系列等，没有一种是真正的“救命药”。从拳头产品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药企科研实力的差距。

再看看企业的科研投入，辉瑞公司常年将销售额的15~20%用于新药研发，而广药集团至今的研发投入尚不足营收的10%。在科研实力本就与先发者有着巨大差距的同时，科研投入力度也难以与先发者相比，那么要在医药创新方面追赶上先发者就更加困难。

由于中国市场过于庞大，企业不用靠研制“救命药”就能生存，甚至活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药企选择了一条与西方药企“差异化竞争”的道路。那就是，不与西方药企进行直接硬碰硬竞争，而是生产低端药和保健药。

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方面，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和强国。中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的论文与专利数量呈迅猛增长态势，已连续8年名列全球第二。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我们发现了很多活性化合物、靶点和致病基因，却难以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创新药。

科研机构的价值取向与企业不同。科研机构需要瞄准国际前沿研究，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具有创新性的，而企业的运营却是围绕盈利展开的。因此，连接企业与科研机构的一大基本条件就是，企业要通过创新产生巨额盈利。但新药开发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这是缺乏创新底蕴的后发国家药企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科研机构自身的成果转化能力也普遍偏弱。由于评价机制问题，多数科研人员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并不积极。同时，专利归属权模糊也成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还有就是，科研经费充足、成果众多的高校反倒缺乏与药物研发有关的校办产业，因为药物产业链从研发到销售都利益巨大，孕含着一定的腐败空间，不缺乏经费的科研机构往往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愿触碰这一领域。

从政府层面看，创新药的开发是个系统性问题，政策环境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今天中国创新药难产的困局。我国在药品研发和仿制上走过很多弯路。2007年以前，中国的药品审批曾一度出现“大跃进”。为解决国内药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的药监局唯“快”至上，审批混乱。在全球仿制药以8%的速度增长时，中国的仿制药增速达25%。这场“大跃进”落幕后，中国的新药审批开始变得异常严格，逐渐开始与国际接轨。但更加严格的审批并没有促进中国的新药研发完全走上正轨，反倒加剧了部分药企在科研方面的懈怠。部分药企开始在剂型等方面做文章，甚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易获批的保健品上。

另一方面，为降低用药成本，中国政府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并对部分药品的定价实施管制。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医院的招标体系一度“唯低价中标”，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然而，由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系仍不够健全，致使一些药企在药品质量上做手脚，以在有限的定价内寻求更大的牟利空间。还有，二级以上医院执行的《处方管理规定》中有“一品两规”之说，即同种药物只使用两个厂家用药，一般是不受定价管制的进口药和低价的国产药。既然在价格和信誉方面都难以与进口药匹敌，本土药企缺乏研发动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药物专利方面，中国较为严格地遵守了相关国际法规，只允许本土药企生产专利到期或者已经购买了专利的仿制药。这点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区别很大。然而，受专利保护的部分“救命药”的定价对于发达国家的民众而言也属天价，这些药物之所以在发达国家有市场是因为它们有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由于中国在以第三世界的医疗投入执行第一世界的药品专利法规，于是就出现了《我不是药神》中的一幕。

如何破解国产创新药“卡脖子”难题？专利保护目前仍是鼓励药品创新的最佳机制，长期看来也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在保护药品专利的同时大力发展专利未到期的仿制药，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像印度一样无视药物专利，显然无法营造研制创新药的环境。

要力图做一个比肩美日欧的药物研发大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药企业要把盈利重点放在创新药上；医药科研机构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政府要建立更加完善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系，并加大全社会的医疗投入，制定更加合理的医药卫生政策。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

中国仅用GDP的6%就建立了一个相当高效的医药卫生体系。但要成为新药研发大国，仅靠这点投入显然不够。不能再靠压低医务人员待遇和药企利润空间来维持医疗秩序了，必须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予以优先发展。这不单纯是一个科研问题，可以说没有系统性改革，就很难有我们自己的新药。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