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②范国滨的本科毕业证书
 

③④少年范国滨

■范国滨

范国滨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在高能激光技术攻关、系统工程化和装备研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就，在我国高能激光技术和工程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高新技术装备建设发展工程”重大贡献个人奖及金质奖章、“周光召技术创新奖”等。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兼军人家庭，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知识，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记得1965年刚上小学时，老师就教育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

最初，我的理想是要当一名飞行员，因为觉得开着飞机遨游天空很神气。后来父亲出差买回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动脑筋爷爷》使我着了魔，也改变了我的理想：当一名科学家！

尽管当时我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内涵，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科学家”是一个神秘又神圣的称呼。

一个铭刻在我心灵的日子

我的小学和中学阶段是在停课又复课、“学工学农”和父母单位的战备搬迁的特殊年代度过的。

1975年高中毕业时，我们班里大多数同学都下乡了。因为我姐姐已经下乡，根据当时“知青下放”的政策，我可以留城等待分配。这样，我在家等待了3个月后，被安排在长沙工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第一学员食堂当学徒工，协助采购。这个岗位不仅需要小学的数学知识——能理清楚肉票、粮票等各种票据，更需要体力——常常要把装有三四百斤食材的三轮车推上坡。

关于上大学，当时的政策是，只有优秀的工农兵才能被推荐上大学（1973年大学恢复招生）。那时的我虽然在工人岗位上工作，还是学校第一食堂的团支部书记，按理说只要努力工作，满三年就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前提是要有推荐指标。据了解，我工作的单位从1973年开始就从没有被分配过任何推荐名额。

大学梦越来越渺茫。儿时的梦想破碎了，我彷徨过，痛苦过，一晃两年过去了。

一天早上，我采购完食材回来，正在窗口帮助其他师傅卖饭，班长过来通知我八点到大礼堂开一个适龄青年的会，说头天忘了告诉我。我问班长是什么内容，班长说他也不知道。我心里便一直疑惑着。

来不及吃饭，收拾好锅碗瓢盆后我便匆匆赶往礼堂。还记得深秋的路上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冷风习习，已经能感到一丝寒意。一路上有人骑自行车，有人步行，都是赶往同一个地方。

到了大礼堂，门口已经挤满了参会的人，说的是适龄青年，可多半是四五十岁的父母级别的人，因为适龄青年大多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大家已经议论纷纷，说要恢复高考了。

会议准点开始，主持人宣读的不知道是中央文件还是报纸，大意是今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会场一阵欢呼雀跃，掌声如雷。我跟大家一样激动，感觉血液涌上了脑门。

那一天是1977年10月21日，一个铭刻在我心灵的日子。

儿时的大学梦终于有机会实现了，恢复高考招生深深鼓舞着我这个小工人——大学的“列车”就要开过来了，高考这道“检票口”公平地摆在我们面前，我能拿到“车票”登上这趟“列车”吗？我充满了期盼。

依然坚守工作岗位

开完会，我满心欢喜地回到了食堂，大家都在忙着洗菜切菜，班长也没问我开的什么会，这里似乎与恢复高考没有任何关系。原想向班长“汇报”一下会议精神，可看到这个场景，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换好工作服又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

晚上8点回到家，父母正坐在餐桌前等着我，桌上摆着我最爱吃的炒鸡蛋和油炸花生米，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重要的大事了。说实在的，自打工作以后我便很少在家吃饭，难得有这种机会。

匆匆吃完饭，我便和父亲一起在家翻箱倒柜地找书。教大学英语的父亲找了一堆英语书籍和英语字典后就出门了，尔后我把高中的书都找出来并分门别类地摆好。

我把数理化翻了翻，感觉似曾相识，而语文和政治在我们那个年代似乎就没有分清楚过，反正语文作业写大批判的文章，我总是写不好。

父亲很晚才回来，原来他去打听并想找点复习资料。但是当得知这次恢复高考外语不考的消息时，他也就失去了与别的家长“交换信息”的条件，更别说获得什么复习资料了。

第二天采购完食材回来，班长和其他师傅们在忙着开饭。等到工作结束，关上售饭窗口，大家才放下了手中的活。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想找班长聊聊，希望能得到班长的理解支持，争取让他给我点儿复习时间。其实就是想说高考前只做好采购员的工作，负责把一天的食材买回来，其他岗位的事儿就暂不做了。但看着班长忙完了又在安排上午的工作，我还是没好意思说出来。想到我的留城是我姐姐下乡换来的，所以我一直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正式工作，平时总是忙完自己的活后又主动地加入到其他工作中，一直到晚上下班，这也是我积极上进、主动给自己加的工作量，现在又怎能因为个人参加高考的事情而往后退呢？也因此，后来我依然坚守岗位如往常一样，每天早4点到晚8点用来工作。而剩余的仅有8个小时就是复习睡觉，睡觉复习。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我和父亲作了简短的交流。父亲白天到了学校图书馆和市新华书店，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高考复习用书。其实，所有打算备考的适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也都在着急地寻找书和资料。

时间不等人，我把头天晚上找出来的中学课本又浏览了一遍，并分析了一下自身情况：语文课本大多是毛主席著作选文、诗词和“梁效”（“文革”时常在媒体发表“极左”文章的一个笔名）的文章；理化（物理化学为一科）我似乎学得还可以，但课本的内容大多是拖拉机、马达这些农村、工厂实用机器的工作原理，化学元素周期表我是学了的，而涉及高中物理的力、光、声、电的知识极少，看来理化这科不找以前的参考书是不行的；数学应该是我的强项了，看看曾学过的教材，大多还没忘记。

既要上班，又没有老师，没有同伴，没有资料，这就是我当时备战高考所面临的挑战。

复习就从数学开始。我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把高中两年的数学课本复习了一遍，知识点都没有问题，选做了一些习题，也都会做，于是信心大增。但眼前最急迫的事是缺少资料。我决定走出去联系高中同学，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适龄青年交朋友。

终于，我知道一位中学同学手里有一本发黄了的旧书《1952—1961年全国高考数学试题》，而他也答应把这本书借我一天。我如获至宝。一天时间肯定来不及消化这么多内容，于是我就花了整整一个通宵把这套高考数学试卷给抄了下来。

接下来我便开始做这套试卷。做了才知道，一套试卷最多只有30%左右的会做，30%似是而非，剩下的40%知识点没见过。这套试卷从我的手中继续被传抄下去，从十多个人的反馈来看，没有一个人能超出30分的。

数学考完，周边的座位空了一些

就这样，我上班时认真工作、下班后紧张复习，在枯燥而有意义的生活中穿行，睡觉似乎都是奢侈的。

资料也慢慢多了起来，手抄的、油印的，在适龄青年中互相交换着。一个晚上就在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政治的复习中交替穿梭，思维不停地转换。复习20多天后，我开始有了相对科学一些的复习方式：一天一科或者适当延长、缩短某科的时间，合理分配时间，避免打乱仗。

转眼到了高考报名的时间，记得是11月下旬的一天。报名程序要从基层开始。当班长和师傅得知我要参加高考时，纷纷围在我身边嘘寒问暖，都想伸出手帮帮我，班长说：“伢子，你每天只管采购，其他时间复习吧。”此刻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也默默下定决心：尊敬的班长和亲爱的师傅们，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我必须以万分的努力争取拿到这张“车票”！

后来得知，那些传抄复习资料的适龄青年好友，10多人只有7个人报名，有的选择了退出，有的在这期间招工了。

1977年12月18日，天气非常阴冷，我心里哼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骑着父亲的28永久牌自行车赶往高考点——长沙市一中，这是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母校。

坐到座位后环顾四周，双座课桌都只坐一个人，左邻右座都还镇静，看来大家都准备得不错。发试卷时，忽然感觉有点兴奋和莫名的紧张，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相信自己是最棒的。铃声响起，打开数学试卷，我眼前一亮，很顺利且有把握地拿下一道题。到了最后还剩两道题，很难，没有了思路，但还是坚持“啃”下去。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东比比，西画画，一条辅助线画上，思路就出来了。搞定这一题，我心中大喜。最后一道是三角函数等式证明题，试了几种路径都不行，一看手表只剩下5分钟，我只做了一半，其实考完后冷静思考，这道题自己也是会做的。

数学考完，周边的座位空了一些。那个年代学的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也许更像政治。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心里有话向党说》，复习时曾练习写过一篇作文《科学的春天来了》，这篇文章稍作修改正好是我想对党说的话。当时我是由衷感谢党给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天窗，该说的都是真真切切的期盼和感谢，作文应该给个高分吧。后来的理化考试，每道题也都做完了，至于正确与否也不太清楚。

回想50多天的备考，我感觉到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要想做成一件事，必须坚持才能发挥出你的潜力。那些高考教室的座位如果不空，你继续坐下来，奇迹是可能出现的。

这张“车票”是真的

参加完高考，考生们又都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到乡下，到工厂，在深冬的寒冷中等待消息。我也继续着早四晚八的工作。

1978年1月，我拿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同时可以填报高考志愿。体检过程非常严格，但每个环节医生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大学招生简章不像现在有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全部的学校和专业就登在一张《湖南日报》上，每个专业没有招生名额，简单明了。当时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可各报三个志愿。父母把选择志愿的权利交给了我自己。我报的三个重点志愿是：长沙工学院（1978年改名为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北大数学系和湖南大学数学系。

参加完体检，填报了志愿，离我的大学梦又近了一步，这趟“列车”我能登上去吗？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2月3日那天，上午10点左右，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来到食堂门口，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有挂号信！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出门去。我在给邮递员签字的时候，一位师傅拆开了挂号信，把信封扔给了我，大家传阅着，欢呼着，从信封的落款，我知道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等大家传阅完，我捧着神圣的通知书看了又看，确认这张“车票”是真的。中午班长破例增加了一盘炒鸡蛋。午饭后，我便急冲冲赶去了父亲的教研室和妈妈的工厂，把喜讯与父母分享。

春节后，我办完了团组织关系和相关手续，满怀激情地来到了我的学校我的系。当然，我是第一个报到的，作为新集体的一员协助学生队长迎接来自四面八方并将共同生活四年的同窗。

闲暇之余，我还是有一点点遗憾，如果我的家不在校园或者我不填报这个学校，也许我也会怀揣着“大学车票”，真正地坐一次火车或汽车奔向远方的大学。

回首40年前那场高考的经历，我心存感激——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感谢在特殊年代仍然辛苦付出、不倦教学的老师们；感谢曾一起工作并支持和帮助过我的老班长和同事们；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一直给予我默默的支持和不断的鼓励。

高考这一段经历，痛并快乐着。在我后来的工作中，这段经历始终是我向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