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干远

董玉琛先生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作为学生的我，每每想起，心中仍久久不能平静。回想当年我在北京跟随先生读研究生时的求学生活，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如仍在眼前。

我是1981年底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董玉琛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初到北京，一切都显得陌生，要见先生时，心里特别紧张。没想到一见面，董老师一句“小仲”的亲切称呼，顿时让我绷紧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令我倍感亲切。记得当时先生笑着问我：“你为什么选报我的研究生？”老师这么一问，我立刻变得轻松欢快起来。我告诉老师，自己是通过查资料发现老师是《作物学报》编委、品种资源研究所的领导，并且是留苏的研究员，由此推断老师一定很厉害，便决定报考老师的研究生，冒险碰碰运气。老师听了我的话大笑起来，开心地道：“你这个小孩呀！”

董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我有幸在1982年跟随董先生一行到新疆对新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考察与研究。我们收集了许多小麦野生近缘植物，在董先生指导下，首次在国内建立了小麦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圃，并对这些资源进行了表型、核型和亲缘关系的研究。我们还作了许多远缘杂交进行野生近源植物利用的研究，包括小麦与大赖草和新麦草杂交。很多工作在当时是开创性的。那时考察条件十分艰苦，常常是跋山涉水，出没于荒野沙漠中，食宿条件都很差。那段时间不管多苦多累，先生都要写日记记下当天的事，工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每到一处，都与当地维、汉族人员亲切交谈。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尊重当地民风，与大家合作愉快。先生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董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可谓是呕心沥血。1984年，在犹他州美国农业部工作的杜威博士应董先生的邀请来品资所讲学。董先生争取每一个机会让我们参与杜威博士的学术交流。虽然我们当时英语水平有限，她仍然放手让我们翻译供培训班使用的杜威博士的教案文稿，并鼓励我们多用口语交流，还为此组织了几次与杜威博士的座谈会。我们当时很受鼓舞。之后，先生说服所里把翻译稿费分发给我们。虽然钱不多，但对当时捉襟见肘的学生们来说，感觉是发了一笔小财。

董先生总是把成绩和机会让给学生。我们新疆考察后，董先生牵头与合作单位共同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了《新疆大赖草的考察与研究》论文。当时，她坚持要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上。后来，还是我在校稿时才又把董先生的名字放在了前面。在20世纪80年代董先生就能有这样的胸襟，把成绩、机会让给学生，力推学生，真的是难能可贵。

在生活上，董先生对学生也是关心备至，视我们为己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元旦，董先生约我和刘旭、许树军（好像还有钱勇）几个没有成家的学生到她家吃涮羊肉。那时条件远没有现在好，对我们这些天天吃食堂的学生来说，能放开肚子吃一顿涮羊肉，确实是难以形容的享受和兴奋。先生家的饭菜格外可口，她不断给我们夹肉，总想我们多吃些。她哪里想得到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这么能吃，把她准备的几斤羊肉一扫而光。先生马上请阿姨到楼下又买了些羊肉，还不断让我们多吃。那温馨的家的感觉，令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学子终身难忘。

也许是上天赐给我幸运，我很荣幸地成了董先生的学生，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董先生对我关怀备至。每年放假，先生总是关切地问一些我的家庭情况，我也会带一些家乡的黄花菜和馓子给她。虽然这些东西很普通，她却很是开心。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她年事很高的时候，我回所里看望她老人家，她仍不顾年迈，与我谈科研，陪我吃饭，还要亲自带我去看鸟巢、水立方。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才没去。我从心底深深地感到先生的那份厚爱！

如今先生已去，回想起先生对我的辛勤栽培，思绪万千。先生对我的恩德我将铭记在心，先生的学术风范我将视为事业标杆，先生的高风亮节将照我前行！

（作者单位：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