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SARA GIRONI CARNEVALE

当听说Yoshihiro Sato去世时，Alison Avenell的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或许是个恶作剧。那是2017年3月。此前几年，英国阿伯丁大学临床营养学家Avenell和新西兰的3位同行花了数千小时梳理Sato的论文。他们发现，身为日本南部一家医院骨科研究人员的Sato捏造了几十项发表于国际期刊的临床试验数据。

Avenell的第二个念头是Sato可能自杀了。“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自杀的，但此事和我们有关。”2017年底，《科学》杂志位于德国柏林的特约记者Kai Kupferschmidt在Avenell的办公室同其见面时，她说道。3年前，日本干细胞科学家Yoshiki Sasai卷入一桩干细胞丑闻后，在位于神户的理化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中心的楼梯井自缢身亡。“我们开始意识到日本的这种文化以及类似事情可能带来的耻辱。”Avenell说。

在这起令人深感不安的事件中，还有一个谜题。

Sato的欺骗是科学史上最严重的类似事件之一。其捏造的报告产生的影响——很多关于如何降低骨折风险——波及面甚广。其试验采用的元分析得出了错误结论，同时专业学会以其论文为基础制定了各种医学指南。为追踪那些不知道是否被伪造过的研究，科研人员招募了上千名真实患者并开展了新试验。在将Sato的谎言曝光并且改正文献的过程中，Avenell和同事经历了激烈的斗争。

不过，他们无法理解为何Sato伪造如此多的研究，或者说他是如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逃避惩罚的。Avenell和同事还对Sato所发表论文的共同作者的角色感到不解，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曾出现在几十篇论文中。他们想知道，Sato所在医院的其他医生是否阅读了他的工作以及日本学术界是否曾质疑过他是如何成功发表200多篇论文的，其中很多是一般研究人员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的雄心勃勃的研究。

在生命的最后13年里，Sato一直在九州岛Tagawa小镇的Mitate医院工作。最近，Kupferschmidt前往Mitate医院，对此事进行了探寻。

为何走上欺诈之路

Sato的欺骗性工作使其成为《撤稿观察》网站统计的累积撤稿次数最多研究人员名单上的第六号人物。位居榜首的是日本麻醉医师Yoshitaka Fujii——其有183篇论文被撤；其频繁的合著者Yuhji Saitoh也来自日本，排名第十。同时，日本内分泌学家Shigeaki Kato排名第八；Sato最重要的合作者、日本骨质疏松症协会常务理事和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高级讲师Jun Iwamoto排名第九。这意味着在排名前十的研究人员中，有一半来自日本。然而，在已发表的研究中，仅有约5%来自日本。该国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诈骗者？

在庆应义塾大学对Iwamoto的动物研究开展调查的Michiie Sakamoto表示，这与尊重有关。“在日本，我们通常不会对一名教授产生怀疑。”Sakamoto说，“我们基本上相信他们。我们认为不需要有严格的规定密切监视他们。”于是，捏造结果的研究人员可能只有在累积了如此多的已发表论文后才被曝光。

与此同时，外部研究人员或许更不可能质疑来自日本的异常结果。对Sato的工作提出质疑的若干早期批评者表示，他们起初以为Sato的异常结果可能源于日本一些独特的因素。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03年，Sato发表了一项数据（利用3年时间收集）来自40名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征患者的研究。在一封写给期刊的信中，一名英国神经学家表示，他和同事“在记忆中只能想到两个这样的案例”。不过，他们没有对该研究表示怀疑，而是表示对这种综合征在日本看上去如此流行很感兴趣。

然而，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何Sato决定走上欺诈之路。似乎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考虑到他发表的论文数量，Sato一定在论文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奥克兰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家Mark Bolland表示，“我不太清楚他获得了什么。做这种事情肯定有一些理由。”庆应义塾大学的调查组也同样感到困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委员会中讨论了很多。”领导调查工作的癌症研究人员Hideyuki Saya说，这或许是一种爱好。

一个不太可能发生欺骗的地方

Mitate医院并不以卓越的科研水平著称。除了2006年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过去20年间其全部科研产出都是由Sato贡献的。

该医院有一座背靠青山的米色建筑组成的庞大建筑群。Kupferschmidt走到接待处。这里很安静，看不到病人。前台接待听不懂Kupferschmidt的话，让其写下来想要说的话。“我是一名记者。”Kupferschmidt写道，“我想和院长讨论下Yoshihiro Sato的事情。”

当接待人员听到这个名字时，睁大了眼睛然后叫来一个会说英语的护士。这名护士给院长打了电话。“他不想和你说话。”护士挂断电话后表示。Kupferschmidt和护士都很尴尬。很明显，每个人都想让Kupferschmidt离开。

当Kupferschmidt走回公共汽车站时，回头看了一眼这家医院。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发生了。这里的人们如何看待他们当中的科研“超级明星”？关于这个人，他们记得什么？

Sato学术欺诈的影响仍在扩散：被引用、被撤稿、被调查。但位于这场灾难中心的Mitate医院未出现任何异常。它静静地“蹲坐”在中午的太阳底下。

生死之间的关联

在Kupferschmidt离开日本的几个小时前，他同Iwamoto的律师——Satoshi Ogawa进行了会面。两人坐在Kupferschmidt所住东京旅馆的大厅里，说话的声音从光秃秃的墙壁和大理石地板上反射回来。Ogawa表示，Iwamoto之所以同意进行这次对话，是因为他想让Kupferschmidt了解他的观点。“从他的角度来说，Iwamoto是受害者。”Ogawa说，目前Avenell团队让Iwamoto的论文受到了不公正的严格审查，并且给其造成很大压力。

Ogawa说，Sato去世1年前在一份文件中详细描述了其同Iwamoto的互动。Ogawa向Kupferschmidt展示了该文件的英文版本。上面有Sato的签名，同时Ogawa和一名公证人目睹了此事。“我强烈要求Iwamoto先生在他作为主要作者的文章中将我的名字包括进去。”Sato写道，“我还开始在自己作为主要作者的文章中将Iwamoto先生的名字包括进来。”

不过，这封信并未提及学术欺骗。“我不能逼迫他承认。”Ogawa说，“我认为他有心理疾病。”在Ogawa看来，Sato的邮件没有逻辑性。“说实话，我曾预测他会自杀。”

“我从Sato先生的律师那里得到了他自杀的消息。”Ogawa说，他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的大致意思是：“我对Iwamoto先生感到非常抱歉。我决定自杀。”

当Kupferschmidt从日本回来后，他给Avenell打了电话并且告诉她了解到的事情。起初是发呆和沉默。“这正是我们害怕发生的事情。”Avenell说，曝光学术不端行为很重要。“我们能否在Sato不自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不会那么内疚了？我真的不知道。”

随后，Avenell回了一份邮件，仍对“很久之前一项如此小规模的分析最终导致有人死去”感到震惊。Avenell写道，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她知道自己的工作可能最终于生死之间起到很大作用。“但一名临床医生和另一个人的死亡之间的关联如此明显，真的是很少发生的事情。”（宗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