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样的肺腑之言，出自一位年轻人之口。

为了这个信念，从1961年起，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国家分配，28年隐姓埋名，换来沙漠腹地的一声惊天“雷鸣”。

当时的这位年轻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2019年1月16日13时35分，于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于敏先生是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家，他一直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是我们身边聪慧而亲切的师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对《中国科学报》说。

氢弹第一功臣

1964年底，杜祥琬从莫斯科回国，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工作。在这里，杜祥琬结识了于敏，与他共同工作、学习55年。

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功爆炸，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氢弹原理。1965年9月到次年1月，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杜祥琬说：“在计算过程当中，于敏先生很敏锐地发现了氢弹的设计原理。他立即给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打电话说，我们抓住‘牛鼻子’了！”

1966年12月28日，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展开。杜祥琬告诉记者，当时考虑的是要做不失氢弹特征但要减小威力的试验。“试验中有两个速报任务，当于敏先生听到关键的数据后便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氢弹研制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于敏虽然不赞成‘氢弹之父’这种说法，但公正地说，他是氢弹的第一功臣。”杜祥琬表示。

国家利益至上

1986年初，当国际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邓稼先和于敏预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他们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于敏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一生热爱祖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他两次毅然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作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钱三强曾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良师益友

于敏不仅是一位好的科学家，也是关心年轻人的好师长。

在杜祥琬的记忆中，“紧皱眉头”是在于敏脸上最常看到的表情。“他总是不断地思考问题，1975年我负责重新组建中子物理学研究室，于敏经常到基层来，甚至到组里找到负责工作的同志讨论非常具体的业务问题。”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说，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师、同事和朋友。而在这些人当中，于敏是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机遇’之一。”

于敏用“求是科技基金会”100万元奖金，除了上交万元特殊党费，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立了“于敏数理奖励基金”，鼓励青年人从事科学研究。

1980年，于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于敏被授予改革先锋奖章。

于敏曾对记者说，“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对于倾注一生心血的事业，他更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

“于敏一直是这样的风格，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不在意，关键是能把事情干成。当我承担领导工作时，于敏嘱咐我要‘由微观进入宏观，再由宏观驾驭微观’，他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杜祥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