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与科学传播相关的活动和会议成为朋友圈信息分享和交流的主力，好不热闹。笔者也有幸参与了其中几场，体会最深的是，国内的科学传播实践有着非常丰富且多元的形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矿。

从2019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到同期举办的首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再到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成功举办，以及第七届北京国际科技电影展、全球视野下的科学文化国际研讨会北京分论坛、2019年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暨第七届北京国际科学节圆桌会议的举办，全球从事科学传播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齐聚北京，共同探讨科学传播的热点和重点议题，推动着科学传播的发展。

2019年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签署了《圆桌会议备忘录》，形成后续推进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的“北京行动路线图”；首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发布了2019年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问题；2019年中国科幻大会启动了科技与影视融合平台——这一系列重要共识和成果的达成，离不开科学传播的实践，同时也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做足功课。

纵观现代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到，稀疏的科学树苗隐匿于阻碍生机的野草之中。科学付出了几百年的心血，才得以清除杂草。科学的诞生经历过高峰和低谷，它也曾在山坡上驻足，而透过雾气弥漫的山谷，我们可以看见科学知识的小草挣扎着萌发于阳光之中。科学之进步，无疑是在充满试错的崎岖颠簸过程中取得的。

虽然科学是国际化的，但是科学传播却应该具有本土特色，一切拿来主义都有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丧失掉理论的指导意义，所以科学传播应该是“全球本土化”的，即消化吸收并结合本土实践，创新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理论。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实践日益丰富多元，除线下非常活跃的科普专家报告之外，每年举办的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技周、科普大篷车等活动给广大公众带来了接地气的科学，同时在网络上也活跃着大批科普达人和科学传播机构，他们用自己的专长影响着粉丝和网民，激励新思维，驱动科学争议，强化公众理解，并影响和塑造相关政策。这些都给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科学传播已经不再是少数明星科学家独有的阵地，而变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全职传播者（与许多热心志愿者一起）组成的领域，无论是那些转向全职传播的科学家，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专业传播人士，或是越来越多的经过专业科学传播训练的骨干。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科学传播实践与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隔阂，比如科学传播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如果科学传播研究与接地气的科学传播现实无关，那么研究者将发现，这难以产生有生命力的学术。因而，只有立足于中国丰富且多元的科学传播实践，才能够产生出具有影响力的科学传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