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翌霖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到，“发达地区不得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特别是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挖人才”，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围绕这一问题讨论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的现状，也有许多人对这一意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仅看这一句话，的确可能得出某种误导性的结论——不允许欠发达地区的人才流动到发达地区，并且获得高薪酬、高待遇。如果真是如此，对于欠发达地区人才培养事业将造成严重打击。因为这些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天生就在“身价”上低了一档，永远无法与发达地区土生土长的人才平等竞争。别人自由流动、享受高薪，而你学成之后不能自由流动，待遇还差。这样一来，一方面打击了欠发达地区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更加速人才的逃离——在无法自由流动之前，优秀学生会在高考或考研时就尽早转到发达地区。

所谓“人往高处走”，追求高薪酬、高待遇，乃是人之常情，因经济条件而开不出高薪酬，是造成东西部人才差距的原因之一。之所以要扼制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最终目的也还是要拉近东西部的差距，而不是强化、固化这一差距。

事实上，细读此条在《意见》中的语境不难发现，上述理解实有断章取义之嫌。这句话出自第15条意见，属于第四大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良好科研生态”下的第2条。第四大项的3条意见都是针对如何转变政府职能而提的意见和建议，其主导思想就是“放管服”改革，即让政府部门不再作为科研活动的指挥者，而变为科研活动的“服务者”。政府要向科研人员“放权”，让科研活动更加稳定和自由。

如此看来，所谓“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针对的是政府部门错误地行使其职能，通过抛出各种待遇优渥的“人才计划”来引导人才流向。也就是说，该意见旨在限制政府部门进行片面的财富激励，鼓励“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动权”，而不是限制学术界自主支配经费和资源，更不是主持各种“人才计划”并使之成为人才趋赴的目标。

在科研领域，“人才”指的是一个个独具个性、各有所长的人，而不是平均的、无个性的“人力资源”。每一个科研项目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是由具体领域的特点和项目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是由相应的科研领军人的判断和筹划决定的。因此，究竟如何培养人才、招揽人才，很难有一套普适的标准。以政府为主导的“人才计划”，无法做到因地制宜地根据不同的科研项目去量身定制，只能由外行人借助外在的、中立的标准来计量，例如用获奖记录、论文数量、职称高低等公共的、刻板的指标去衡量人才。相应地，对如此选拔出的人才给予的支持，也是完全中立的东西，那就是“钱”。这就是为什么破除“四唯”和破除“唯高薪”构成了同一条意见的上下文。

事实上，这种外在的、数字化的评价体系，危害的不只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研环境，更是阻碍了自主、活跃、多元的“科研生态”的健全。要建设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必须加快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裁判者向服务者过渡。

在这一背景下，科研人员也应当自觉努力，淡泊名利，摒弃拜金主义。这不是说非要拒绝高薪酬，而是说不能片面追求金钱。就好比说反对“四唯”，并不是说科研人员不要发论文了，而是反对片面追求论文数量。

这不是什么特别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反而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希望有更融洽的团队氛围、更自由的工作环境，希望特长得到更充分发挥、成果得到更广泛应用……这些金钱报酬之外的愿望，是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每一位工作者都企盼的。

许多人宁可在大城市里蜗居打拼，也不愿回到中西部小城市享受生活，未必都是因为高薪酬、高待遇。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开放的文化氛围、真诚的人际关系，都构成了大城市的吸引力。在这些方面，中西部和东北等地区与发达地区也存在明显差距，要在整个城市的尺度上弥补这些差距仍任重道远。

但是，仅就“科研生态”而言，落后地区至少在大学校园或研究院内部，塑造出一个不亚于发达地区的“小生境”，还是大有可能的。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尽快改革职能，不要比拼金钱，而要比拼管理和服务的质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