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两年前，吴凯丰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博士后出站并决定回国。彼时，年仅27岁的他在太阳能高效转换领域已取得了诸多成果，被国际同行广泛认可。

经过慎重选择，吴凯丰决定“加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并成为大连化物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研究员。不到两年，他便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2018年3月，吴凯丰获得了Victor K. Lamer奖，该奖是美国化学会授予胶体与表面化学领域年轻博士的最高奖项，每年仅一位。

“这是个做事情的地方，特别支持年轻人探索创新。”吴凯丰无悔当时的选择。

其实，吴凯丰的成长在大连化物所并非个例。近年来，在东北人才外流的大环境下，大连化物所出现了人才“反流”现象，随之也诞生了累累科研硕果。而这一切，正是得益于其背后完善的人才服务体系，以及不遗余力创造的人人努力成才、皆可成才的环境与氛围。

厚植沃土引才留才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基础，这是大连化物所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

1949年，初建时的大连化物所仅有9名研究员。为响应国家号召，老一辈科学家冲破阻力、毅然回国，扛起研究所建设大旗。随后，一大批研究骨干纷纷加入，与前辈共同奋斗攻坚，解决国家的迫切需求。

“人才是最最要紧的。”经历了艰难起步阶段的大连化物所人对此深有感触。70年来，大连化物所始终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放在首要位置。

1962年，在那场被称为大连化物所转折点的“青岛会议”上，时任领导班子提出了“十大人才尖子培养计划”，最终遴选出10名科研人员，以最优质的资源支持他们潜心科研，不被“杂事”打扰。

当年的10人中有6位成为院士，4位成为学科带头人。

在中国催化科学的先驱者、大连化物所第三任所长张大煜的愿望中，“一个研究所，要是能发展到有几十位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和几百位刻苦钻研、锐意创新的研究生，那就真是值得称道的了”。

承袭传统、因势而谋。在国家和中科院的人才政策体系下，大连化物所建立了完善的“老中青学”科技人才体系。

其中，大连化物所启动了“张大煜学者”计划，包括“张大煜杰出学者”“张大煜优秀学者”和“张大煜青年学者”，这有利于进一步凝聚、稳定不同年龄段的优秀人才，形成鼓励创新、激励进取的人才发展氛围。

迄今在大连化物所工作了近30年的研究员杨维慎，带领团队长期深耕无机膜与膜催化的基础与应用全链条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该团队合成了二维金属—有机框架的单分子层厚度的分子筛纳米片，并在《科学》上发表了国内该领域的首篇论文，“分子尺度分离无机膜材料设计合成及其分离与催化性能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而在应用方面，他们完成了多套万吨级有机物分子筛膜脱水工业应用示范以及10万吨/年乙醇分子筛膜脱水工业应用，实现了90%的节能减排。

2017年，杨维慎入选第二批“张大煜杰出学者”。“张大煜学者”计划使得所里不同层次工作出色的科研人员，可以获得相应的支持，更安心地做研究。这也对稳定和引进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杨维慎说。

“张大煜优秀学者”则是稍显年轻、取得突出成绩、进入世界前沿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和纳米与界面催化研究组组长的傅强研究员，因其过去10多年在表面和界面催化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于2018年被聘为“张大煜优秀学者”。

大连化物所的青年科研人员都说，所里十分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是年轻人成长的一个好平台。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不同层面的人才政策多只针对海外归国人员，这导致国内大批优秀人才纷纷“出走”到国外。

2010年，大连化物所为留住国内优秀青年人才，出台了破格选拔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留所工作的政策。入选者将直接被聘为副研究员，并获得1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支持。

2013年，即将从大连化物所博士毕业的张洪章被学术委员会“相中”，直接留所。

大连化物所对海外引进和自主培养两类人才同样重视，给予他们同等尊重和待遇。如今，张洪章已成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筹）高性能储能电池关键材料研究组组长，独立且自由开展科学研究，他带领团队所做的高比能量锂硫电池、锂/氟化炭电池等关键材料器件在性能、技术指标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

2018年，张洪章被聘为“张大煜青年学者”。在他心中，大连化物所充满魅力。“这里不看背景、只看个人科研能力，充分信任青年人。”

随着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大连化物所自2017年起，实施了升级版“破格留所”政策——“优秀青年博士人才”，目的是为提升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和国际视野，促进研究所与国际知名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该政策每年提供40万元经费，在保留入选者大连化物所副研究员身份的同时，支持入选者到世界上最顶尖的实验室访问学习1~3年。

而对于有些“不愿留所”但十分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大连化物所也为其提供3年、每年20万元的出国经费，且不要求其回所。

在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王华看来，这些经费并非“打水漂”，“一切为国所用，大连化物所是国立科研机构，其价值体现在为国家科技事业服务上，不能只盯着眼前，人才培养也是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优秀研究生，大连化物所共设置了近20项各类奖助学金，涵盖入学、在学和毕业各个阶段。“我们希望，只要是做得好的学生，他们获得的待遇都是最好的。”王华说。

创新机制尽显人“才”

人才在合适的环境下方能充分释放其活力和创新热情。大连化物所创新科研团队模式，并行组织“小特区”与“大兵团”，让科研人员各尽其能、各显其才。

王华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大树、小树一起种”。

“种小树”，即探新路。近年来，能源新材料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需求，以国家需求为己任的大连化物所开始着重在该领域布局。

新，意味着胜负未知，这需要年轻人有创新的勇气。组建创新特区研究组，大连化物所为青年人才成长与探索新学科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2017年，该所研究人员王方军结合研究所在极紫外激光和生物质谱方面的交叉学科优势，向学术委员会申请成立“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研究组”并答辩通过。

4名学生和一名工作人员，由王方军担任组长的6人创新特区研究组便成立了。

“让年轻人做组长，把他们保护起来，不为其他事务所干扰。”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说，独立运行、500万元以上科研经费，以及5年内免考核，这足以助力年轻小组茁壮成长。迄今两年，王方军担任组长的创新特区组在新方向的探索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年轻人刚开始可能没有能力运行大的研究组，在小团队慢慢探索成长，通过考核后，便可成立正式组或进入大团队。”刘中民说。

“种大树”，即为攻关重大项目而集结成科研“军团”。

大连化物所整合研究组资源成立“超级大组”——B类研究组群，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为形成重大关键技术突破或系统集成提供组织保障。目前，大连化物所共有12个各具特色的“超级大组”。

刘中民担任组长的低碳催化与工程研究中心就是一个由151人组成的“B类研究组群”。其中一项重要研究是围绕“甲醇制取低碳烯烃”这一世界性难题，开展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工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研究。

“兵种齐全，很快就能干一件大事。”刘中民说。组群下不同方向的研究组组长没有争取基金和经费的压力，却有着人财物的“绝对权力”，这也为激发人才活力、为稳定各类优秀人才提供了渠道，“干得好，工资高，我们提倡组员比组长的工资高”。

2010年，该团队成功开发的成套技术实现了世界上首次煤制烯烃工业化应用“零”的突破，并于2014年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截至目前，已投产13套工业装置，烯烃（乙烯+丙烯）产能达716万吨/年，每年新增产值超过750亿元。

此外，刘中民还特别提到了研究组中的“副组长”制度。他意识到，“文革”耽误了一代人，其中有一批是现在的中坚力量，再过几年他们将面临“退休潮”，“我们必须提前储备人才，做好新老人才交替”。

大连化物所要求距离组长卸任不满10年的研究组必须设置副组长岗位，并采取柔性政策鼓励老组长“主动让贤”，让年轻人尽早有担当，以保障研究所科技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

宽严相济为求卓越

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潜心科学创新。

多年前，一位“杰青”离职深深刺痛了王华的心，原因是子女入学问题。

从那时起，王华下定决心要解决来所科研人员的“3H”问题，让他们在大连化物所潜心科研事业。经过努力，大连化物所与中科院共建中科院幼儿园大连实验园，与大连理工大学共建附属学校。此外，大连化物所还为人才解决户籍、住房以及配偶就业等问题。

不仅如此，大连化物所还为人才提供“保姆式”后勤保障。近年来，来所的科研人员都有深切体会。当他们确认到所时间后，由大连化物所所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人才引进工作小组便立刻行动起来，在他们回国前，便提前启动了实验室建设、仪器设备采购、团队组建、研究生招生、科研项目申请、配偶就业等工作，以保障人才来所之后能尽快安顿下来，第一时间开展科研工作。

“科研经费当天就到账了，用了不到4个月就正式进入科研状态了。”吴凯丰对于大连化物所高效的行动力感到有些“意外”。不到一年，吴凯丰课题组便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发出了第一篇成果。

刘中民谈到，如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走向世界一流的大连化物所越发感受到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性，正探索以国际博士后为突破口，通过设置合作基金等吸引国际人才。“不仅要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包括简化办事流程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也在优化之中。”

栉风沐雨七十载人才之路，大连化物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在多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力的科学家。也正是因为大连化物所提供了最大的支持、最用心的服务、最安心的环境，才聚集了一大批一流的科研将帅之才和有潜力的青年人才。他们在时代中从容奋进，带着极具活力的创新精神和十足的自信心冲击世界一流。

当年，张大煜先生期望而未及亲历的宏愿，如今正慢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