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柳叶刀》子刊The Lancet HIV发文宣布：世界上有了第2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这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柏林病人”被治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两个病人被治愈的概率，就像被闪电击中好几次一样小。”相关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我们只能说有两例病人被治愈了，而不能说艾滋病被治愈了，接下来人类需要寻找更安全、更经济、更有普及性的治疗方法。”

一年前的2019年3月8日，剑桥大学的 Ravindra K. Gupta 教授团队在《自然》上报道了一位“伦敦病人”，同时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他接受了携带 CCR5-Δ32 突变的捐赠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他不仅霍奇金淋巴瘤康复了，血液内也没有再发现艾滋病病毒。

随后他在仔细监测病毒载量的同时停止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截至论文投稿，血液内也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的反弹。

此次《柳叶刀》论文正是对这一“伦敦病人”的跟踪报道。又一年过去了，数据显示他在没有ART药物的帮助下，依然安好。

《中国科学报》：这次“伦敦病人”和之前的“柏林病人”治疗思路一样吗？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

一样的。都是接受了携带CCR5-Δ32突变的骨髓移植。

《中国科学报》：一年前这个团队就曾在《自然》发文，称“伦敦病人”的艾滋病得到了“长期缓解”。一年过去了，这篇最新的《柳叶刀》论文释放了哪些新信息呢？

李太生：首先自然是分析治疗中断后的缓解时间延长了。其次，去年发表的研究只检测了血液中的HIV病毒RNA。这次扩大了检测样本，包括血浆，精液、脑脊液、肠道组织等。结果显示，除外周记忆CD4细胞中能够记录到极低水平HIV-1 DNA信号外，从21个月到30个月的检测时间内，上述样本中的HIV病毒RNA或DNA检测均呈阴性。腋窝淋巴结中虽可检测到线性DNA，但完整前病毒DNA是阴性的。

《中国科学报》：艾滋病现在有公认的“治愈”标准了吗？“伦敦病人”确实符合治愈标准吗？

张林琦（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艾滋病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治愈”标准。

但从研究病毒在体内复制的动力学来看，如果观察到停药后这个病人的病毒没有反弹，就可以说这个病人治愈了。因为如果要反弹，停药后一个月内肯定会死灰复燃。

我认为“伦敦病人”在3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反弹，基本上可以说是被治愈了。也就是说病毒从体内被清除掉了。

《中国科学报》：已经有两例患者被治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疗法治愈大量患者了？

张林琦：很遗憾，这种疗法还不具有推广性，因为要求太多了。一个病人被治愈的概率，就跟“被闪电击中好几次”差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合适的骨髓捐赠者太稀缺了，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携带CCR5-Δ32等位基因，而世界艾滋病人数可能超千万。

另外，整个骨髓移植过程风险性非常大：技术操作非常难、患者有一定的死亡率，供者与受者之间骨髓的配型又很难。即使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还需要继续服用免疫抑制剂，来维持供者与受者免疫不相互排斥的平衡状态，

因此，目前我们也只能说有两例艾滋病患者治愈了，而不能说艾滋病被治愈了。

《中国科学报》：那“伦敦病人”治疗的成本有多高呢？

张林琦：毫无疑问，“伦敦病人”治疗成本肯定非常高，骨髓采集、全身性清髓，以及其他监控应急措施等，这些费用比常规的疗法高出非常多。

按照现在的操作模式来看，该疗法成本基本上没可能降下来，首先找到供者就要花费很大，临床骨髓移植、安全保障等都需要高昂费用。

《中国科学报》：那是不是说，这两例治愈病例的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张林琦：“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被治愈，确实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证明了一种疗法的有效性，也指明了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按照这个疗法的原理，如果能把普通捐赠者骨髓里的CCR5基因有效敲除掉，就可以大大增加对艾滋病有治疗意义的骨髓来源。或者直接拿艾滋病患者自己的细胞进行体外基因敲除，这还能避免移植排斥反应。

科学就是这样，刚开始取得一个突破是不惜代价的。突破了，接下来就要思考如何开发更安全、更经济、更具普及性的办法。

《中国科学报》：您说的方法是指基因编辑疗法吗？现在这方面的实践怎么样了呢？

张林琦：要想解决CCR5基因供者稀缺的问题，基因编辑疗法可能是当前唯一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它可以很有效的把CCR5基因敲除掉。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基因敲除的精度、准确性和效率。如果敲除效率达不到100%，（治愈）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病毒会扩散到没有敲除掉CCR5基因的细胞中，也就是病毒肯定会再次反弹。

要达到把CCR5基因100%敲除掉的目标，还要走一段艰苦的探索之路。这就像在大海中捞针，如果找错了，捞出一块“石头”，那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另外，找到针后还要把它精确地打断，这还是很困难的。

《中国科学报》：我们注意到，两个治愈的艾滋病病人都同时患有两种严重疾病（“柏林病人”是同时患有艾滋病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伦敦病人”是同时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这是巧合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张林琦：鉴于现有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能够很好的抑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提高感染者的寿命、维持病人的健康状况。因此对于只患有艾滋病的病人来说，通常没有必要接受可能会对身体造成额外伤害的疗法。

“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之所以都采取骨髓治疗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患有的其他病症必须要采取骨髓移植的方法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需求的，骨髓移植疗法是确定的，只不过需要骨髓移植的供者需要携带CCR5-Δ32等位基因，这样可以实现“一箭双雕”的作用。（韩扬眉 李晨阳）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S2352-3018(20)300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