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药是心理安慰？理解有误，身处疫区才能有感受！”两个月前，中国抗疫决战时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寥寥数语回复《中国科学报》后，便断了联络。

4月24日，黄璐琦在“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与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第一次详细介绍了在金银潭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将军路街卫生院开展的中药临床试验情况。

会后，他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回应了外界对中医药在此次抗疫治疗中的种种质疑。

《中国科学报》：我们都知道中医是因人施治的，给大规模人群用一样的方子可行吗？

黄璐琦：《素问》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对普遍的症状和证候相似性，是可以研制出核心方的。我们拿出化湿败毒方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核心方才能做严格的随机对照实验，在临床试验中，对人群的干预因素比较单一，对照才有可比性，结论更能令人信服。

《中国科学报》：要验证中医药对治疗新冠肺炎是否有效，在临床循证评价中，到底需要何种等级的证据？有观点指出，药物都必须通过随机对照双盲试验才能被认为真正有效。

黄璐琦：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分享的这些临床研究案例中，有随机对照开放性试验、非随机对照试验，以及回顾性的队列研究，其中，样本量有多有少。这些不同类型的临床试验得出的证据等级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临床证据是可靠真实的。

很多人认为药物都必须通过随机对照双盲试验才能被认为有效，这是不准确的。以随机、对照、双盲为特征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的确是检验创新治疗方法安全有效性的金标准，如果不用盲法，但对照设计良好，是能够获得高级别临床证据的。

事实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这次疫情中，是很难进行盲法试验的。而且，临床试验还是要遵循真实世界。

《中国科学报》：入选国家推荐的“三药三方”中，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可以被称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吗？

黄璐琦：我也在纠结“特效药”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概念？特效，究竟是从效果上来说，还是看它是否只针对某个疾病的治疗。

我认为，如果中药具备了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又是因这次新冠肺炎研制的，可以称之为“特效药”。

《中国科学报》：在药物治疗方面，“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韦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的关注。相反，在国内“有疗效、有证据”的中药却没有很高的热度。

黄璐琦：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比如，前期瑞德西韦在同情用药条件下使用，试验并非对照进行，样本也非常小，可大家还是相信它可能有效。2月底，世卫组织到中国考察时就指出，瑞德西韦是唯一可能有效的药物。遗憾的是，他们“看不见”其他拥有不错证据的临床药物试验。

我们的临床效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在国外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我可以回答你的是，我们一直在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杂志投稿，最后却以“各种理由”被拒绝。

客观上可能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科研人员不使用中医药。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就变成一个文化自信问题。像青蒿素，最早报道的就是《科学通报》，这是我们自己的杂志。

而之所以我们还想要到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原因是希望中医药能够走出去。病毒无国界，尽快让全世界来分享我们的经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中国科学报》：您曾经说过，在武汉，重症患者80%以上主动选择中西医治疗，轻症患者90%以上希望中医干预。对此，有人理解为是病人需要心理安慰。

黄璐琦：关于中医药有没有心理安慰作用，我们在方舱医院做了一个随机对照心理咨询量表，分别对接受中药治疗和不接受中药治疗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确实存在差异。

事实上，患者在那种极度恐慌、不安的心理状态下，医生给他开一副药，是能起到作用的。

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刚到病房查房时，请患者把舌苔伸出来让我们看看，病人那个眼神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感觉到了温情。像舌诊这种诊疗手段，只有中医重视。当他把口罩摘下，把舌头伸出来，对一个病人来说，他首先觉得，医生没有害怕他。如果没有身处其中，也许很难理解。

我一直相信，中医是温情和技术同行的。既能带来安慰，又可以有疗效，这两者并不互相妨碍。

《中国科学报》：您怎么看待疫情中一如既往对中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

黄璐琦：事实上，怀疑中医的常常是懂医的人。这里存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我们认识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按照他的知识结构、知识背景，他觉得中医药是不可理喻的。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只要实实在在管用就好。中医能治好我，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

还是要回到话语权问题，坚持中西医并重还有很多机制和政策方面要突破。但我一直希望践行这样的理念，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要一学、二用、三质疑。就算知识体系不同，我也要先学习你，而不是上来就排斥；然后，我要试着运用你；第三，理解了，实践了，才有质疑、才能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