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软科发布2020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收入排行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湖大学位列榜单前三甲，2018年分别获捐21.36亿元、12.75亿元、6.94亿元。

排名前十的其他7所高校为：浙江大学（4.55亿元）、北京师范大学（4.02亿元）、上海交通大学（3.84亿元）、复旦大学（2.78亿元）、中山大学（2.69亿元）、中国科学院大学（1.96亿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76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与国内高校主要资金来源为各类财政拨款、社会捐赠占比微乎其微不同，排名第3的西湖大学是一所社会力量举办的新型高校。

2018年10月，西湖大学成立并提出：未来十年西湖大学的筹建将投入200亿元，这笔投入以社会捐赠为主，政府辅以部分财政配比。

在西湖大学成立之初，《中国科学报》曾发文探讨这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以基金会形式募资办学的高校。

如今，西湖大学发展迅速，社会捐赠收入已仅次于清北。只是，以社会捐赠为主的办学模式可以再复制吗？未来会有“东湖大学”“北湖大学”出现吗？

基金会办学：西湖大学引发的关注

作者 | 温才妃

聚光灯下的西湖大学，璀璨如明珠。很多人看到了它天生的跨界基因——企业家、科学家、公民、留学归国学者。

然而，也许很多人并不太清楚，这些跨界基因的黏合剂与孵化箱——西湖教育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形式募资办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

它是时代的产物，还是历史的偶然？

“挑战资金”，挑战社会所遇到的困难

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这一难题至今困扰着哲学家们。就像在中国，高校普遍先设校再创基金会。逆势而为，先有基金会再创校，它的运作逻辑又是什么呢？

不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高校基金会制度运作最成熟的美国。

187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捐出700万美元创办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该校从创办之初，就甩掉了历史包袱，把研究创新放在主菜单里，以研究生培养为重点，开设本科也是为研究生选拔人才服务。它以洪堡精神再造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由此带来了美国大学的崛起。

“大学初建时获得的捐助资金，本质是‘挑战资金’，挑战的是社会所遇到的困难，去解决它，常常具有前瞻性与预见性。”资深学者资中筠曾在《散财之道》中这样陈述。约翰斯·霍普金斯捐助给大学的类似挑战资金，挑战的是美国过时的高等教育体系。

大国崛起、科技振兴，这段经历恰逢其时。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所言：“我国需要具备与经济体量相匹配的科研能力与水平。”

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旻昊坦言：“我们期待西湖大学为人类知识拓展边界，为社会培养真正具有开拓精神的创新人才，在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上探索一条新路。”

在这一模式中，挑战资金的注入不可或缺。根据西湖教育基金会2016-2017年年报，截至2017 年底，基金会协议筹款总额共约23 亿元，实际到账近8 亿元。共与50位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其中21位为协议金额超过1 亿元的创始捐赠人。

挑战资金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永续接力。诚如施一公所言，为挑战国家创新与经济体量不匹配的问题，西湖教育基金会将以100年为期达到目标。

财富观，决定了为人类还是为族内

“仁爱”“慈悲为怀、追求善报”“救助他人、以强扶弱”……对儒、释、道等学说下的慈善观中国人并不陌生，由此，我们也质疑一个问题——中国也有慈善文化，为什么没有演变为基金会办学制度？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何金辉指出，中国古代慈善多集中于救济贫苦解决温饱问题、搭桥修路搞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之议题上，即便是南方出现修私学，帮助族内子弟读书成才，这种慈善也只是相对保守、内向的慈善观，带有一定的封闭性。

“没有开放的市场，没有人人平等、包容的观念，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发展起来。”

鲁迅少年时期因父亲去世，家中未有成年男子，家中叔伯担心其母外嫁，也难逃家产被瓜分的命运。“地主的财富观决定了他们不愿意平等对待外部人，甚至族内人也不能平等对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慈善事业的普及发展。”何金辉说。

这是中西方的一个重大差异。以卡内基为代表，“把财富带入坟墓是可耻的”财富观在西方深入人心。摩根、福特的捐资办学抱着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目的，不看重一饭一粥解决临时性的果腹问题，而是从科技、教育、健康等领域作根本性的推动。

“掌握财富的人肩负着社会责任。富人是社会财富的暂时受托人，有义务运用自己的智慧来管理这笔财富，并且让财富对社会产生最好的效果。”何金辉补充。

我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长期的事实——社会经济力量薄弱。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1993年，国家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同时提出“国家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人士捐资助学”。寄希望于港澳侨胞，也在一个侧面上说明，财富在内地民间的积聚不足。

“中国人在财富方面没有宽松的心态，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不稳定，是不会轻易捐赠的。说到底，还是财富积累不够。虽已有富人开始捐款，但整体氛围不足，只有中等收入家庭增多，才能形成慈善的中坚力量。”何金辉说。

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拨款依靠政府财政，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缺少到社会上募集资金的主动性。后来因为政策放开，才有了公办大学基金会，利用金融手段为大学提供经费，更不用说通过基金会举办大学。

合力结果，低质量数量扩张不值得称道

清末，武训乞讨30年办3所义学，然而无法企及高等教育；如今，文体界大腕纷纷捐献希望工程，然而也没有涉及高等教育。

当今，个人、企业举办的民办高校在中国并不少。但是，依靠收取学费滚动发展的民办高校无法保证有大笔后续资金持续投入教学、科研，民办高校很难办出高水平大学。

也有人说，杭州是中国创业的“天使之城”，这里有着最活泛的中小企业，投资人纷至沓来，是资本最风起云涌的城市之一。

事实上，西湖模式并不会轻易出现。

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洪成文看来，西湖模式之所以到今天才会出现，主要有三个要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慈善法》的颁布和实施。

“改革开放早期，即便有基金会办学的愿望，也不会有诸多有实力、善心的企业家。如果只是简单地建立一所类似公办大学的学校，很难吸引如此多企业家慷慨解囊。西湖大学的出现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呼应，是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金会办学可能会办出一所与政府办学不一样的大学。”何金辉看重的是，随着捐资办学人数增多，民办高校实施分类管理后，部分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可由基金会来举办。基金会也可以在民办高校资产清算后，承接学校剩余资产用于继续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另外，体制内办学的改革道阻且长，利用增量改革——鼓励基金会办学的模式将带来新气象。

在采访中，对于西湖模式是否可以复制，专家们的回答留有余地。毕竟尚无后来者，并不能代表规律性的存在。

洪成文表示，西湖大学的办学模式，如果能够短期内取得成功，将会产生三方面影响：带动其他地区建设类似的高校，成为深化改革的领头羊；在公办学校基金会或基金运作机制、留本基金的培育，以及基金对大学的代际发展作用的持续性发挥方面，将为民办学校以及公办学校提供借鉴；激发企业家对高等教育慷慨支持的热情。

何金辉提醒，举办高校需要持续投入巨大资金、引入高水平师资，门槛很高，能够成功举办一所已经非常了不起。“不要因为可以复制，就一窝蜂地出现东湖大学、北湖大学。简单存活的低质量大学在当前中国意义不大，数量上的扩张并不值得称道。”

制度与建设，决定了认可度高下

基金投资的市场不成熟，来自基金投资的收益不稳定，建立在投资收益上的办学经费也缺乏稳定性。

基金投资到海外市场投资，尚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能否享有海外投资的资质和特许权还不清楚。

目前为止，基金运作专业能力是否具备。

……

对此洪成文指出，这一系列问题都在拷问着基金会背后的制度与建设。

其中基金会如何获得持续稳定的捐资、基金会如何让社会信任，是考验制度设计的重要方面。

何金辉指出，基金会办大学，如何获得稳定的捐资支持至关重要。大学想要获得捐资，就要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走下来。“在国外，大学校长作为募捐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对捐资人也非常客气，背后体现的是平权关系。这一点值得公办、民办高校借鉴。”

洪成文表示，基金会与大学之间能否达到100%的一致或默契，需要磨合期，对大学领导层的眼界和魄力也是一重考验。

2016年我国《慈善法》通过并施行，目前尚在完善中。制度层面的跟进还需加紧脚步。

以美国为例，企业捐资可获得合理的免税，尽管我国法律也有相关规定，但现下并不十分流行。如何用好这一制度，让基金会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企业和个人的捐资，需要制定更详细的方案。

基金会还必须赢得捐资人和社会的充分信任。“与基金会制度配套的决策、监督、执行制度，也要逐步完善。”何金辉提醒，出于公益目的的福利彩票都会被个人侵吞，公众怎么会轻易相信基金会能够很好地使用资金？“制度是否完善，决定了社会对基金会是否认可。如果对经费使用感觉不透明，很可能会对捐资丧失信心。”

显然，一些问题一时间难有答案，或正在形成答案，需要社会对吃螃蟹者有必要的宽容和信心。我们更乐见，它成为探索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引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