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宇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根据战略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20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胜利，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回首过往，脱贫攻坚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展望未来，乡村振兴，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介绍乡村振兴的实施情况、困难、经验等，并为农业科研给出建议。

《中国科学报》：就您了解的情况而言，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得如何？

张红宇：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这几年“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成效巨大。

从农业这个角度来看，已全面转型升级，“总量、结构、业态、绿色”这四个关键词都实现了历史性进展。

首先，最大的成效就是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保障了中国14亿人吃饭问题，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390亿斤，粮食、肉类和水产品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人均数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201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4亿吨，肉类总量达到7759万吨，农产品总量达到6840万吨。中国人均粮食、肉类和水产品数量分别达到474公斤、55公斤和46公斤，超世界平均水平124公斤、12公斤和23公斤。这是农业最了不得的成绩，我们总产量满足了中国人吃饱的需求，为我们吃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无论“粮头食尾”还是“农头工尾”，都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和完善利益链，成效突出，也实现了农民增产增收的愿望。

此外，在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成绩更加卓然。“互联网+”农业、休闲产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这些年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2019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收入达到22万亿元；2019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高达3900多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远超2019年全年水平；2019年农业观光旅游休闲产业达到8500亿元，实现了32亿人次城乡居民的观光旅游休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在农业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2019年相对2015年，化肥农药减量，2015年化肥使用量高达6023万吨，2019年减少到5404万吨，下降10%，但是产出在增加。农药同期由150万吨减少到122万吨，下降18%。与此同时，农膜残留回收率达到80%以上，作物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达到85%以上，畜禽粪便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达到75%。

从农民这个角度来看，实现全面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大变化”。第一，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大人群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2012年，我们的绝对贫困人口高达9899万，现在一个不剩。国内贫困县832个，现在全部脱贫出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件事可以载入史册，绝对是带有标志性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辉煌成就。第二，我们在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了农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要求，农民收入达到16021元，增长了6.2%。第三，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组织农民、带动农民、提高农民、服务农民，最后富裕农民，效果非常明显。

从农村这个角度来看，实现全面进步，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农村环境的整治进步飞速，特别是垃圾、厕所以及面源污染问题都得到有效改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全国80%以上农村的垃圾得到有效处理，农村清洁工程的覆盖面已经达到90%以上，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电、路、气、房、网”改变巨大。第三，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效果明显，教育、科技、文化、医疗救助以及社会保障都让老百姓真正有了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中国科学报》：目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张红宇：乡村振兴在“三农”方面的确取得巨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和挑战。我认为怎么样保障14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安全，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2019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粮食、肉类和水产品生产大国，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产品进口大国。我们在口粮方面做到了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足，这个底线牢牢守住了，并对此信心满满，有足够的底气。比如2019年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仅为33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量6.64亿吨的0.5%，而包括玉米在内的谷物净进口量也仅是81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1.2%。

但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则是除了口粮之外的其他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2019年，中国的棉花和油料进口需求量占需求总量的30%以上。如果大豆、棉花、油料和糖料要百分百不依赖于进口的话，需要新增7亿亩耕地。畜产品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生产667万吨牛肉，但是进口了166万吨牛肉，占比超过25%。更令人担忧的是，2019年我国进口了306万吨乳制品，折合液态奶1300万吨，相当于我国生产量3299万吨的40%。可见挑战和压力巨大，这也是最大的“痛点”。

第二大挑战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使农民收入颇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达到1:2.64。不仅如此，区域之间的农民也存在差距问题，比如上海与甘肃相比，上海2019年农民人均收入为33195元，而甘肃农民人均收入是9628元，两者收入之比是1:3.4。

第三大挑战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非常明显。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面貌和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却和国外发达国家农村水平有着显而易见的差距。

因此，如何在“十四五”期间克服“三农”工作的不足，应对挑战，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也是实现“十四五”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中央提出中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秉承新理念、形成新格局，“三农”工作的底盘要抓的更劳实，基础更坚固。

《中国科学报》：在刚刚脱贫的地区，如何保障不返贫？如何帮助这些地区的乡村复兴起来？

张红宇：这就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的要求，也是下一步我们实现区域之间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巩固、拓展和转型。

首先，要巩固在脱贫攻坚这个进程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设立过渡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摘帮扶、不摘政策、不摘责任、不摘监管”，在“十四五”期间保持政策连续性。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我们已经实现了脱贫攻坚的目标要求，相关政策不能戛然而止，而是要续集好的政策，使这些政策在下一步发展中继续延续下去。

其次，拓展的意义更加深远。脱贫攻坚好的做法和经验要拓展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拓展到低收入人群，要往纵深推进。也就是要把阶段性政策向长期性政策拓展，把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区域的政策拓展到面向整个农村、低收入人群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最后就是转型。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也就是要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这表明要把脱贫攻坚的政策再升华、再聚焦，然后转型到针对区域方面以及低收入人群的政策，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当为之更加努力。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产业振兴，您对此有什么建议？乡村振兴如何避免“千村一面”？这方面请您列举出成功的案例。

张红宇：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非常多元化，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的农业完全不一样，因为其资源各有不同，比如东北地区土地相对广袤、西南地区丘陵和山区特别多、西北地区有土缺水、沿海地区土地金贵。资源禀赋多元化就决定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多元化，东北地区适宜种玉米、水稻，西南地区则适宜茶叶、蚕桑、药材、水果、蔬菜，沿海地区需要保菜篮子产品。

因为资源禀赋不一样，产业发展类型也就不同，因此在产业振兴方面，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和做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守住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主产区要保粮食的供给能力，提升粮食的总量产出，主销区要提升粮食的自给能力，产销平衡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平衡，这是产业振兴的第一件大事。对此，省长负责制就极为重要，要落实相关责任，保总量、保面积、保政策。

其次，在这个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比如发展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业等，在农业内部增加农民就业容量和收入，这是实现产业振兴的第二大重点。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要避免“千村一面”。

这些年，产业振兴涌现了许多优秀案例。特别是嘉兴、宁波、成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的非常好，这些地方在十年、二十年前，就开始把城乡分割的二元品质向城乡一体的一元化转变，在城乡要素的互换方面首开先河，把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统筹考虑，这些地方的农民有很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认为应该把这些成功的做法总结出来，加以提炼，形成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施借鉴的模式。

另外，贵州、云南、四川的特色产业也是可圈可点。发展特色产业的前提一定是稳住“底盘”，需要黑龙江、吉林、山东等粮食主产省稳住粮食，再由西南、西北地区发展特色产业。

总而言之，中国之大，农业资源禀赋不一样，产业结构也不一样，所以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搞“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看病要对症”，到底是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还是农村脏乱差的问题，切入口应该针对不同地方的不同挑战，率先解决“卡脖子”问题，然后再把这些有用的经验推向当地区域的其他方面，由点及面实现全面振兴。

《中国科学报》：战略要求，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农业科研工作者们可以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什么？

张红宇：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种业方面发力，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具体落实到“生物技术、装备技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四个方面。

第一，要实现种子稳产、高产、优质，就要在新形势之下，发展新一轮的种业工程。水稻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现在我们应该着力在玉米和大豆单产上面做大文章。第二，发展装备工业，解决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太高的问题，提高机械化，从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第三，要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使投入越来越少，产出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好。第四，发展数字技术，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大数据等都在农业中发挥巨大作用，实现精准施药、精准施肥、节约用水、减少农业灾害损失等。

所以，我认为，农业科研工作者应该在提升我国种业方面攻坚克难，与此同时，还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集约化农民。我坚定地相信，到2035年，这些方面会有很大的进展和突破。

《中国科学报》：就实地情况而言，如何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张红宇：首先，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而不是学历教育。这些年，我国对学历教育倾注力量太大，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然而第一线农民更需要的是职业培训，如何把有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中应用的技术，跟农村人才培养高度相关。

其次，要激发新一代农民自身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的不断提升可以使普通劳动者转变为具有爱农情怀、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