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诵明  作者供图

如果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西北联大就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而演绎这段传奇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中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和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之一的徐诵明。

徐诵明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主政北平大学时期就容纳沈志远等进步师生在校传播马列主义。西迁之后，因为教育部违背大学组织法而强行任命张北海为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他于1938年11月提请教育部辞去校长职务但未被批准。随后在教育部勒令解聘法商学院曹靖华等12名进步教师事件中，他再度灰心失望，遂于1939年暑假期间离开学校。

直至1944年，他才重新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解放前夕，他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邀请，留在了新中国。1990年，经原卫生部长陈敏章介绍以百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生爱国不一定非要拿起枪杆子上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社会高层人士提出，学校要全部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学生扛枪上战场为主。徐诵明反对这一论调，并阐述道：“在抗战时期，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他还亲自担任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支会主任委员，仅仅在1939年春，他就组织了大量抗敌后援活动。

1939年1月19日，他主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抗敌后援支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组成总务股、组训股、宣传股、募捐股、调查股等机构，确定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本校支会简章》，确定了具体活动目标和任务等。

1939年3月24至25日，他亲任大会主席，在南郑汉中戏院举办“为前方将士募集鞋袜游艺大会”，盛况空前。

1939年5月4日，他利用五四青年节，发动全校师生组成23支兵役宣传、军属慰劳队，以个别谈话、讲演、歌唱、戏剧演出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徐诵明还带头捐款200元，承担了这次活动近1/3的活动经费。

之后，他还组织了回收旧制服捐助伤兵、难民，旧历年关慰劳出征将士军属，扩大兵役宣传、利用寒假在南郑举办游艺大会和义卖，为前方将士募集鞋袜等大量抗敌后援活动。这些思想与实践活动大大激励了师生在抗战大后方的抗敌热情。

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在于教育

1939年5月19日，徐诵明在为《一九三九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同学录》的题词中，明确提出了“复兴民族之基础在于教育”的观点。他指出，“于长期抗战中”“身受大学教育之青年”，当“为民前锋”“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另外还要“作建国储才”，效力不可后人，而这对于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

他还以《离骚》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来勉励毕业同学。

他以西北联大为例，对于战时高等教育如何成为复兴民族之基础有完整而具体的思考。其一，战时大学要“从事必需之建设”，使其“渐成为一完善之大学”；其二，每一所大学必须有实验室、图书馆及实习工场三种基本设施，否则对于学生课业之研究、实验工作等，均无妥善办法；其三，在学生就业方面必须做好“毕业生服务问题”，“以期学能致用，增加抗战力量”；其四，“导师制非切实施行不可，其能否生效，在导师之负责指导，故对于导师之择选应特别注意”；其五，在战时迁徙地，“学生之一切举动，均宜自行检点，以期为民众之表率”，唯有如此，才能“为民众之表率”，效命于复兴民族，“领导地方提高文化”。

高校发展要融于地方发展和国家需要

徐诵明为实现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对西北联大及“国立西北五校”展布西北、教化一方，服务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使命作了最早的阐述。

早在1935年12月，在大学西迁尚未大规模实施之际，他就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商讨北平大学迁陕布局西北的计划，并派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到西安考察。

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以后，徐诵明又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缅怀先德，兴感既多，瞻念前途，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的说法，意在让学校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

在为《国立北平大学一九三九年毕业同学纪念册》所作的序中，他书写道:“爰承中央之教令，于长期抗战之中，作建国储才之计，始草创于西安，继播迁于汉中一带，原来院系，暂有分合：以文理、法商、医三学院为西北联合大学之一，以工农两学院各为西北工农院之一，此为适应战时教育之令指，不得不然。”这是西北联大常委对学校布局西北战略的最早回应。

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一路西去，西北止于大漠边缘、西南止于古邛都大凉山，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理念向西北和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推进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作者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