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当各高校纷纷比拼教学和科研质量之时，教师群体的作用开始变得更加明显，甚至出现了一些盲目挖人的现象。

提到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人们往往会想起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所说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然而，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大师”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对“大楼”的建设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大学与大楼的互动关系来看，大楼不仅是大学教学、科研与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且作为大学中的“建筑”，其还有特殊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在一些大学得到了彰显，但在另一些大学则受到忽视。

就文化意义而言，作为大学文化的重要构成，一所大学的大楼反映着这所大学的精神和气质。如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由美国建筑师墨菲与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设计，建筑物的造型均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红砖碧瓦，歇山彩檐，被誉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生动地凸显了大学作为文化机构和学术殿堂的高品位、高水准，同时也表达出理想建筑所应具备的“物质、精神、艺术三重内涵”。

就教育意义而言，大楼所构成的人文环境给置身其中的人们带来审美陶冶、精神享受和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正如教育学者、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当你走进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早期建的那些学院，偌大的方院、高高的围墙、新绿的草坪，就好像走进了世外桃源。从两校的建筑中，你自然就会对西方为何把早期的大学比喻为‘象牙塔’有了切身的理解，使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什么是实现‘闲逸的好奇’的场所”。

就学术意义而言，大楼的内部构造与格局直接影响着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活动。以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为例，两人在1952年搬进斯隆大厦后，占据了一个套间里的两间办公室，这种“地利”为他们的对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两人的友谊持续了60年，两人之间的对话也持续了60年。

这种对话有力地促进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长，正如索洛所言，“从某种程度上说，办公室的位置和彼此的欣赏对我后来改变研究方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MIT发现了这一“规律”之后，便开始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大楼的内部设计来构建一个让“创意更易于形成的环境和空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硬件条件在逐步改善，对建筑与学术和人的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对于大楼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建筑的本体价值、文化价值向教育和学术价值过渡，思考如何通过建筑的内部设计促进学术发展和人的培养。

目前，MIT的一些建筑便体现出了这样的设计理念：大卫·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将生物学家和工程师置于同一个屋檐下，以便研究癌症的科学家和寻找治疗方法的研究者展开合作，而施塔特中心则力图通过蜿蜒的通道、两层楼高的休息室和其他形状古怪的公用空间来创造合作氛围。

对比之下，当前我国一些大学虽然建设了足以满足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需求的大楼，但这些大楼从外表而言很难达到精致的程度。就内部设计而言，很多大学对大楼的认识还停留在最浅层的本体价值阶段，远没有从促进师生交流、学者对话等高度对其进行营造。

对此，邬大光曾指出，当前我国很多大学不但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不知道怎么建。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少大学还是在拿盖房子的逻辑在建大楼。有此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大学的建筑看起来如此相似，为什么不少大学的大楼乍一看像工厂而非大学，为什么教师工作室紧紧相连，却没有一个可自然而然让他们产生交集与对话的公共空间……

实际上，大楼的建设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内部构造，背后都是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是探索、传播和保存真理之所。与其他建筑相比，大学建筑在审美、结构、功能上要求更高，于实要具备建筑的基本功用，于虚则应融通大学的办学理念。

以德国大学建筑为例，从柏林大学开始，现代大学不但承担教学任务，同样也具备科研职能，于是使教学、科研两项职能通过建筑形式进行统一便成为了大学建筑设计者所追寻的目标。为此，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体化建筑模式，把之前组合模式中的主楼和支楼的功能通过一个综合的整体楼加以体现，整体楼中心地带是教学区，从而突出了教学作为大学最古老、最根本任务的地位，而科研实验区则环绕教学区，形成支撑和辅助态势。

反观我国，很多大学管理者对于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这样的大学并不清楚，所以在功能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学和科研的切实需要，从而使大学的大楼更像一般建筑而非大学建筑。这提醒我们，如果要有一流的大楼，我国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办学理念并将其与大学建筑相融合。

例如，作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钱伟长校长在主政上海大学时，便秉持“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办学理念，主张拆除校内各部门、学科之间的“墙”。为此，钱伟长亲自手绘了新校区设计图，要求各学院的教学楼互相连通，而2000年基本建成的上海大学新校区也不再是一个学院单独一幢教学楼，而是在各学院的教学楼之间都架起走廊。

总之，一所大学既要有一批大师，又要有外形与功能兼优的大楼，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为此，大学不仅应结合大学的本质、特性和职能给予“大师”足够的重视，同时还应从如何促进学术发展和人的培养角度出发对“大楼”进行大学意义上的设计和改造。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世界一流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CIA20026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