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

刘元春1 任之光2 陈彦斌1* 杨列勋2 刘作仪2

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管理科学部，北京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等。至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专著10本。曾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奖等奖项。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二级教授、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学，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评价。至今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主持国家级课题2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曾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摘 要

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既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准确解释中国以往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并有效应对新发展阶段将会面临的国内外挑战，由此就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揭示和系统总结，对中国增长奇迹、减贫奇迹、跨越式发展等典型事实进行科学阐释和理论梳理，凝练出重大原创性经济理论，从而为指导中国未来实践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支撑。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的体系建构、科学探讨和前瞻布局至关重要。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政策局、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双清论坛，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国家重大需求，回顾了该领域近年来通过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就，凝炼了该领域未来5—10年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探讨了前沿研究方向和科学基金资助方向。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发展理论；多学科交叉；基础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1978—2019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高达9.5%，从封闭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更是率先实现复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完成。“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开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中国既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高度总结，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凝练原创性经济理论并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客观上看，当前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已经逐渐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貌并呈现出鲜明的形态，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能够提供丰富的典型事实和独特的研究素材。由此，通过对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融合和发展，创新理论研究范式，能够提炼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经验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已能够将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实现较好融合，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为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提供持续研究的现实素材，有助于持续推动与完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与开阔思路，2020年9月21—2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政策局、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主办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的第257期双清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教授、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山东大学陈增敬教授共同担任论坛主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4位专家学者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期论坛，研讨内容涉及经济、管理、数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核心规律”“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体系构建”和“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应用与政策实践”三个主题进行了专题报告，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展、热点和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研讨。通过本期双清论坛的举办，专家学者进一步凝聚了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共识，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面临的挑战、未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并对未来科学基金的资助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

1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已有基础与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难以用西方经济理论解释的增长奇迹。未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大概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总结以往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每次大国崛起和新的赶超都会孕育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思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将会催生重大原创性理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时机已经成熟，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也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1.1 重大意义

第一，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有助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性的中国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坚实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经济独创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并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巨大威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进而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可继承性的理论体系并完整支撑与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工作。因此，通过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准确解释中国以往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揭示和系统总结，科学阐释中国增长奇迹、减贫奇迹、经济低波动运行、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等一系列成功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将有助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性的中国经济理论，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的支撑。

第二，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有助于扭转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局面。理论发展与经济实践需要相互促进，一方面实践的成功经验能够为理论发展提供素材与依据，另一方面理论发展能够提炼一般性规律，挖掘背后的核心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实践。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学界也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客观上系统性与原创性还有所不足，大多是依托于西方经济理论予以解释。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以较好解释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理论与现实相互矛盾的悖论，导致很多学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种种误解。一些国内经济学者和少数西方学者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逻辑进行初步分析，但迄今为止的相关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理论碎片化现象较为严重。由此，迫切需要通过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有针对性且系统性地研究和深刻解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内在逻辑，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改变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局面。

第三，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有助于应对一系列即将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不再只追求高增长，而是需要在经济增长、结构、效率、风险等多个维度进行权衡，面临的局面趋于复杂。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中国还将要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包括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实现无战争的大国崛起、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解决进入高收入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如何超越“明斯基时刻”从而实现无危机的金融深化、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从而解决科技进步和前沿创新问题、如何越过“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拐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型等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要置于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一系列即将面临的挑战与任务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有理论基础、系统化、可操作的经济政策体系，进而更加系统性、前瞻性地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指引，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重大挑战。

第四，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能够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有助于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并增强国际话语权。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长期停滞风险，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落后经济体难以实现突围。这为将中国发展成功经验推广到世界提供了机遇。要想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总结中国自身成功经验和发展规律，形成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弥补主流经济学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解决落后国家发展问题上的重大缺陷，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与此同时，面对中美冲突和大国博弈，必须有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只有构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才能为应对中美之间的潜在矛盾冲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回应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指责，增强国际话语权。

1.2 已有研究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理论分析，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不断增多。这些研究为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从国外研究来看，Science、Nature、PNAS三大综合性国际顶级期刊上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按研究议题多样性来分，Science刊登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城市化、不平等、可持续发展、创新与研发、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讨论[1-3]。Nature刊登的论文主要集中于环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4-6]，PNAS刊登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创新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全球竞争等方面[7-9]。这类研究聚焦中国经济增长与多种因素，特别是非经济因素的关系与互动，吸引了跨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ES）和Econometrica上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数量也在增多。比如，AER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规律和理论方面的重要论文，包括渐进式改革策略、增长与环境污染、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10-12]。RES发表了关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城市增长的研究，着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规律[13]。JPE发表了关于中国制造业发展规律的论文，说明地理区位和国内国际贸易是影响制造业生产规模和生产率的重要因素[14]。国外顶级综合性期刊与经济学期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以及相关研究的发表，有助于构建起中国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沟通机制和桥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仅靠西方经济理论难以全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与规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二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高增长、低波动”的经济运行格局。三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发生典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现象。四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从国内研究来看，《中国社会科学》与《经济研究》等顶尖学术期刊在中国经济规律和理论研究方面的发表文章持续增多，研究质量不断提升，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进行了大量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制度优势。现有研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比如，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越性，包括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基本制度[15-17]；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及其释放的改革红利[18, 19]；聚焦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优越性[20, 21]。

二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独特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与其他转轨国家采取的激进策略不同，实行的是增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策略。因此，在这一渐进式的转轨过程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下，诞生了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大量研究从这一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比如，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22, 23]。再如，中国特色的“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24, 25]。此外，中国经济特区试点、特色的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战略、独特的土地财政模式、全球产业链中的特殊位置与利率双轨制等中国特色因素[26-28]，都成为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所选择切入的重要视角。

三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实践难以用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较好的解释，所以在用西方理论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悖论”，这也成为一些研究突破西方主流理论局限的突破口。比如，中国独特增长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也被称之为高储蓄之谜。现有研究就从人口结构、劳动力转移、收入差距、预防性储蓄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29, 30]。类似地，中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还存在着高货币化现象，伴随着西方主流理论中货币数量论的失效。由此，已有研究分别从通胀预期、金融深化、高房价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视角对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进行解释[31]。

1.3 存在的瓶颈和不足

尽管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化与碎片化，研究范式仍在西方主流理论框架上进行局部创新，还没有形成一套旗帜鲜明、逻辑自洽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难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坚实支撑，也难以充分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具体而言，现有理论研究存在的瓶颈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式较为老化，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客观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学者在研究范式上取得了较大进步，增强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不过，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过多地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些研究或过度地追求冗余复杂的数量化模型，或形成了固定的研究范式进行生搬硬套。由此导致理论研究难以突破西方的研究范式，对新范式的探索与创新不到位，从而难以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二是，过多地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规范性研究，缺乏可实证的科学基础。三是，过多地依赖传统研究方法，缺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的数量化信息技术手段的有效运用。

第二，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该项研究具有多学科、多学派的内在要求，需要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学科观点。从西方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新凯恩斯、新古典等学派的融合在持续推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融合实现了跨越式的迈进。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要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并深刻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既需要经济学领域之中宏观、微观、计量等多学科进行交叉，还需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叉与融合，更需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大跨度的交叉与融合。然而，现有研究中学科之间融合还不够，甚至局限于特定经济领域，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不足，缺乏总体整合和全面突破，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所亟待解决的瓶颈与困局。

第三，组织方式不力，部门协同不够。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高度关注和推动理论研究。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四个自信”，其中之一即为“理论自信”。但截至目前，与中国经济理论相关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与经济发展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存在原创性不足、解释力不够、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相对缺乏的问题，还没有构建起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和部门协同，各自为政，导致研究成果存在分散化、碎片化、理论体系缺位等问题。与此同时，学者的理论研究也与政府部门的政策实践难以有效衔接，至今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被国际认可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建立激励相容的组织方式，集中力量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弥补现有研究分散化、碎片化的不足。

2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应聚焦的关键科学问题

参加本期双清论坛的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实践难以用现有西方经济理论解释，迫切需要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和基本规律，并突破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教条，提炼可实证、可计量、可拓展、可传播、可传承、可借鉴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给予正确解释，为全球经济学理论发展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经验。会议确定了基于大数据和复杂系统思维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基于“典型事实—发展规律—理论构建—政策实践”策略的研究逻辑，凝练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研究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数据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切实捕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与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再提炼理论，对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推断和预测，进而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当前中国学界和政府部门已经初步建立起经济研究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库体系，包括国家统计局传统的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建立的专门数据库。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构建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库、中国家庭能源调查（CRECS）数据库；北京大学构建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构建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西南财经大学构建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中山大学构建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等等。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对数据库的构建方式以及数据分析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一是，大数据时代下经济模型所需数据的来源将呈现多样化特点，特别是以图像、文本为代表的非结构化数据也成为了经济数据的重要来源。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库进行整合，最大化利用复杂数据结构中的结构化信息，是数据科学时代计量经济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这将有助于提升经济研究模型的解释力度与预测精度。二是，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处理的数据体量将呈几何级增长。三是，数据时频显著提高。传统数据需要经过系统性的组织和安排来收集，常用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数据多为年度、季度、月度、周度数据，频率更高的数据可得性不足。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频率可以高达秒级，这为高频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近年来，大数据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的应用在不断增多。国外学者中，对非结构化、高频数据的处理方法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和预测[32-34]。国内学者基于大数据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比如，林建浩等（2021）使用文本分析方法测度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沟通指数，该研究为进一步利用非结构化的文本大数据提升中国宏观经济实时预测能力提供了新思路[35]。黄卓等（2018）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采用280个月度经济金融变量构造了2002—2017的中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36]。姜婷凤等（2020）基于100多个网站的高频价格大数据，对中国商品价格粘性程度进行测定，并识别价格调整模式，将微观测度结果用于测算货币政策有效性[37]。总体上看，现有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研究尚处于摸索起步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尚未形成有力支撑，是下一步需要聚焦的关键科学问题。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研究应更加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中国经济基础数据库建设并强化数据信息的整合，改善现有各数据平台之间的系统整合、科学衔接、集成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分析和理论阐释的数据库支持。二是，吸收最新交叉学科的先进方法，基于经济特征和典型事实数据库，开展复杂数据的数据挖掘方法研究。由于数据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传统统计或者计量方法难以满足复杂数据处理的需要，未来需要借助类似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手段，精确化处理能反映中国经济基本特征且具有非线性表征的数据源，从而更好地开展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研究。例如，以Sparse PCA、Sparse Group Lasso为代表的高维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同时考虑大样本经济变量，并能从中提取有效的信息[38, 39]，而XGBoost、LightGBM等前沿机器学习方法在大数据背景下也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40]。从具体的研究领域来看，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研究必须突破如下关键节点与问题，包括：大数据方法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基础数据库构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总量、结构与体制特征；中国经济主体行为特征与规律；超大市场规模下的科技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中国资源环境演化特征与绿色发展规律；中国经济结构特征与演变规律；中国要素市场特征与发展规律；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循环规律；金融创新与新经济发展规律；复杂系统思维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等。

2.2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构建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关键核心是要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奇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创新奇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高速增长的增长奇迹与发展奇迹；兼顾效率和公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与福利奇迹。这三大层面的中国奇迹不仅是建国七十多年以来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的奇迹，更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构建的典型案例与坚实的现实基础。

国内学者在探索中国经济理论方面已经展开了不少研究尝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在经济制度层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41-43]；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刻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优势[44-46]；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度变迁”理论，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特殊作用[47]；开放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双循环”分工格局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问题[48]，等等。在经济增长与发展层面，探索形成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理论，将中国的体制转型嵌入到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中，理清了二者相互促进关系[49]；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50]；地方政府“锦标赛竞争”模式理论，打破了西方固有的市场和政府关系理论，体现了中国制度的重要特征[25]；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51, 52]，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与结构调整方向进行了阐释；结构性减速理论，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与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凝练[53, 54]；反危机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框架重构理论与评价理论，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进行深刻剖析[55, 56]，等等。在收入分配与福利层面，探索形成了新时期中国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相结合，形成中国收入分配的理论体系[57, 58]；精准扶贫理论，混合了革命成功经验、传统治理资源以及西方先进治理方法的“行政治理扶贫”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9, 60]。

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进行较好的解释与分析，但是各个理论之间的自洽性与整体性还有不足，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化的理论体系。同时，一些理论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而对于理论的一般适用性的重要有所不足。因此，未来需要系统性地构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理论体系，进一步平衡好中国特色与理论一般性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现有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过程中，需进一步重视基于数据的因果推断，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最新进展，加强与数学、信息等学科的交叉。在研究领域上，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体系构建可以着重聚焦以下方面：政府市场关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接近技术前沿阶段下赋能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作用机理；高增长—低波动的经济运行特征与决定机制；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经济制度与模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的路径选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理论，等等。

2.3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应用研究

加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应用与实践，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并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核心要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中，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之间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比如，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增量改革路径的制定与设计，蕴含了丰富的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为基础的政策实践，这为中国经济平稳实现经济体制的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61-63]。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改革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论证，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64, 6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既是中国经济理论的一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一大实践，国内学者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国家总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差异，以及对于整个宏观调控体系的效率增进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研究[66, 67]。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应用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领域的政策应用与实践。一是，产业发展与转型的路径、驱动因素与机制。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总结各行业发展与转型路径与特征，揭示各个行业发展背后的驱动因素与机制。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厘清下一步中国产业的发展路径，探索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互动耦合关系，构建新的产业政策分析与评估新框架。二是，关键性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发展效果的评价理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新性的政策实践，这些特有政策实践超越了传统理论范畴，如何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需要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中国特有的理论范畴。三是，建立政策系统集成与模拟仿真系统，分析制度与政策等关键因素对经济发展路径、结构与风险的内在作用影响，总结归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有助于形成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3 未来发展目标与建议资助方向

3.1 未来发展目标

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和基本规律，提炼可拓展、可实证、可计量、可传播、可传承、可借鉴的规范性理论体系，突破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教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与新特征给予合理正确的解释，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为全球经济学理论发展提供中国理论，形成“诺奖”级别的研究成果。

通过多部门协同攻关和大跨度学科交叉研究，创新研究范式和理论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实践，为解决新阶段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基于中国改革转型成功经验，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特别是在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解决落后国家发展问题上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基础和实操框架。

3.2 建议资助方向

一、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

（1） 大数据方法下的中国经济特征事实基础数据库；

（2） 中国重大经济历史数据库；

（3）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总量与结构特征分析框架；

（4）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典型事实及理论悖论。

二、 基于复杂系统的中国经济发展发展规律

（1）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经济主体独特规律；

（2）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就业规律；

（3） 中国特色创新与科技进步规律；

（4） 中国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规律；

（5） 双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发展规律；

（6） 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能源供求规律；

（7） 金融科技与新经济发展规律；

（8） 复杂系统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三、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构建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2） 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3）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4）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

（5） 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理论。

四、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应用与政策实践

（1） 关键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影响路径与效果；

（2） 产业发展与转型政策；

（3）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4） 政策系统集成与模拟仿真分析等。

4 结语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有助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性的中国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坚实支撑。二是，有助于扭转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局面。三是，有助于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从而应对一系列即将面临的新挑战。四是，有助于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并且增强国际话语权。

客观上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已取得较为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但也存在瓶颈与不足。要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进行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以经济科学研究为主线和逻辑起点，同时充分吸收数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兼容并包地吸收多学科解决方案，充分应用最新科技成果，从而突破研究过程中的瓶颈。二是，加强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以中国发展典型事实作为基础，通过理论研究总结出一般性经济发展规律，并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理论推断。研究方法上要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于基本的大方向事件给予定性判断，对于涉及到政策强度的问题给予定量分析，并采用必要的数学模型作为逻辑推导工具用以搭建理论框架。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提供的信息优势，突破现有经济实证分析所遇到的瓶颈。三是，加强多部门协同攻关。建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等联合开展协同攻关，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同时，还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数据、案例、政策操作经验等方面提供必要支持。

参 考 文 献

[1] Yang XJ.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Science, 2013, 342(6156): 310.

[2] Hvistendahl M. While emerging economies boom, equality goes bust. Science, 2014, 344(6186): 832—835.

[3] Wang CJ, Wang F. China can lead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2017, 357(6353): 764.

[4] Chen XP, Cui ZL, Fan MS, et al. Producing more grain with lower environmental costs. Nature, 2014, 514(7523): 486.

[5] Liu YS, Li YH, Chen C. Pollution: build on success in China. Nature, 2015, 517(7533): 145.

[6] Bryan BA, Gao L, Ye YQ, et al. Chinas response to a national land-system sustainability emergency. Nature, 2018, 559(7713): 193.

[7] Xie Y, Zhang CN, Lai Q. Chinas rise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26): 9437—9442.

[8] Xu WH, Xiao Y, Zhang JJ, et al. Strengthening protected areas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7): 1601—1606.

[9] Gulley AL, Nassar NT, Xun 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that enable emerging technolog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115(16): 4111—4115.

[10] Brunnermeier MK, Sockin M, Xiong W. Chinas gradualistic economic approach and financial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5): 608—613.

[11] Ebenstein A, Fan MY, Greenstone M, et al. Growth, pollu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China from 1991—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 (5): 226—231.

[12] Auffhammer M, Wolfram CD. Powering up China: income distributions and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5): 575—580.

[13] Benjamin F.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4, 81(3): 1046–1070.

[14] Holmes TJ, Stevens JJ.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the plant size distribution, with geography and intra-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122(2): 369—421.

[15] 张宇, 张晨, 蔡万焕. 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3): 69—84.

[16] 胡家勇.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研究, 2016, 51(7): 4—12.

[17] 陈云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经济研究, 2019, 54(1): 4—19.

[18] 裴长洪. 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1): 4—29.

[19] 许召元, 张文魁. 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速的提振效应研究. 经济研究, 2015, 50(4): 122—135.

[20] 刘伟. 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管理世界, 2016, (7): 1—9.

[21] 方福前. 我国宏观调控思路的历史性进展. 理论探索, 2019, (1): 109—114.

[22] 张晏，龚六堂.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 2005, (4): 75—108.

[23] 张军, 范子英. 再论中国经济改革. 经济学动态, 2018, (8): 18—27.

[24]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 2007, (7): 36—50.

[25] 姚洋, 张牧扬. 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13，48(1): 137—150.

[26] 陈钊, 陆铭. 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08, (1): 21—32.

[27] 刘瑞明, 赵仁杰. 国家高新区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管理世界，2015，(8): 30—38.

[28] 洪俊杰, 商辉.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 2019, (1): 42—64.

[29] 李扬, 殷剑峰.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 2005, 40(2): 4—15.

[30] 汪伟.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 经济学(季刊), 2010, 9(1): 29—52.

[31] 张杰. 中国的高货币化之谜. 经济研究, 2006, 41(6): 59—69.

[32] Baker SR, Bloom N, Davis S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33] Shapiro AH, Sudhof M, Wilson D. Measuring news senti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8, No. 2017—1.

[34] Thorsrud LA. Words are the new numbers: a newsy coincident index of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20, 38(2): 393—409.

[35] 林建浩, 陈良源, 罗子豪, 等. 央行沟通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预测吗?——基于文本数据的高维稀疏建模. 经济研究, 2021, 56(3): 48—64.

[36] 黄卓, 邱晗, 沈艳, 等. 测量中国的金融不确定性——基于大数据的方法. 金融研究, 2018, (11): 30—46.

[37] 姜婷凤, 汤珂, 刘涛雄. 基于在线大数据的中国商品价格粘性研究. 经济研究, 2020, 55(6): 56—72.

[38] Johnstone IM, Lu AY. On consistency and sparsity for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in high dimen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09, 104(486): 682—693.

[39] Simon N, Friedman J, Hastie T, et al. A sparse-group lasso.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Graphical Statistics, 2013, 22(2): 231—245.

[40] Ke G, Meng Q, Finley T, et al. Lightgbm: a highly efficient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017, 30: 3146—3154.

[41] 刘伟.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研究, 2016, 51(5): 4—13.

[42] 顾海良. 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意义. 经济研究, 2017, 52(11): 15—17.

[43] 逄锦聚. 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大问题. 经济研究, 2018, 53(11): 4—16.

[44] 吴敬琏. 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而作. 经济研究, 1995, 30(11): 8—12.

[45] 张卓元. 试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若干规律. 学术探索, 2005, (3): 18—23.

[46] 刘国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根本性区别. 红旗文稿, 2010, (21): 9—11.

[47] 杨瑞龙. 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经济研究, 1998, 33(1): 5—12.

[48]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 2020, (2): 46—69.

[49] 厉以宁. 转型发展理论. 经济学动态, 1997, (4): 3—11.

[50]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经济学(季刊), 2011, 10(1): 1—32.

[51] 郭克莎.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3): 60—71.

[52] 江小涓.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阶段和新任务. 财贸经济, 2005, (4): 3—9.

[53] 刘世锦. 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2，(2): 10—15.

[54] 白重恩, 张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世界经济, 2014, 37(10): 3—30.

[55] 刘元春.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 30(5): 1.

[56] 陈彦斌, 陈小亮, 刘凯, 等. 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报告2019.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

[57] 陈宗胜. 关于收入差别倒U曲线及两极分化研究中的几个方法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 78—82.

[58] 李实, 罗楚亮. 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 经济研究, 2011, 46(4): 68—79.

[59] 汪三贵, 郭子豪.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 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147—150.

[60] 贺雪峰. 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类型、误区及对策. 社会科学, 2017, (4): 57—63.

[61] 樊纲. 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 经济研究, 1993, 28(1): 3—15.

[62] 林毅夫，蔡昉，李周.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经济研究, 1993, 28(9): 3—11.

[63] 吴敬琏. 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 经济学动态, 1994, (9): 3—7.

[64] 周其仁. 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 经济学(季刊), 2004, (4): 193—210.

[65] 刘守英. 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特征、问题与改革. 国际经济评论，2014，(3): 9—25.

[66] 陈小亮，陈彦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67—78.

[67] 方福前. 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2017，(7): 4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