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题目，当即自我解构：到底想写小说、散文还是回忆录？40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你还记得清楚吗？记忆力本就欠佳，加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更是江河日下。当年没写日记，凭什么敢这么答题？记得钱锺书有一妙语：“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生怕被钱老在天之灵嘲笑，忆旧时我总是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发挥，依稀记得的，须找到佐证才敢下笔。

真是天助我也！前年夏天回潮州，母亲交给我一包东西，那是我出外念书期间寄回来的家书，父亲装订成册，上面还有不少圈点。最早一封写于1978年3月11日，正是我进入中山大学校园的第二天，主要内容是报平安。最晚一封则是1989年10月30日，信中提及刚写完一篇谈武侠小说的文章。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1978年3月10日清晨，我从潮州乘长途汽车，傍晚到达广州，入住康乐园的中山大学学生宿舍。第二天报到、体检、领餐劵，紧接着好几天入学教育，再就是三周的军训，真正上课已经到了四月中旬。翻阅家信，3月10日汇报中文系四年总的课程安排，包括“第三年下半年专业化，第四年写毕业论文”；4月4日谈系里生活补助，班里有十几位带薪上学，还有两位家境很好的主动放弃，其余的按家庭收入确定补助金额，我因如实申报，得到了最低档每月四元；到了4月26日家信，方才正式介绍上课情形：“我们的功课是上午上课（2~4节），下午泡图书馆或自学，晚上也自学。星期四下午、星期五晚上开会，星期六（单周）下午劳动。图书馆学习环境好，我常去，不过得‘抢’位。报纸也常看，每个宿舍一份，或‘南方’，或‘人民’，或‘光明’，轮流看。同学学习很认真，吃过晚饭不休息，继续念书。我和（吴）承学坚持每天晚饭后散步，因怕身体累垮。我想，要提高学习效率，不要延长学习时间。”

信上没说到底上的是哪些课。好在几年前我为了撰写《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曾从中大复印了学籍卡及课程表，因此可以很笃定地“昭告天下”：我第一学年的课程包括“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英语”“政治经济学”“体育”等，七门课的修业时限均为两学期。可惜学籍卡上只记每门功课成绩，而被我寄予厚望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一学期开设课程表》，包含学习人数、考核方式、教学时数以及任课教师，就是没有每周上课的具体时间。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课程表经过再三调整，半年后才上轨道。手头的第二学期课程表写得清清楚楚：周一上午一二节写作课，三四节英语课。就因这最初的仓促上阵，导致我至今无法确定哪个是我就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第一课”。

大凡从小地方来的，刚进大学时都有点胆怯。同宿舍以及同班级的同学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相形之下，我自惭形秽。刚开始的几周，同学聊天时互相试探，大都倾向于高估对方而贬抑自己。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知识底子太薄，不免有点着急。加上十年“文革”，大家多有耽搁，而那时的口号又是“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几乎所有同学一入学就不分昼夜地拼命读书，似乎想一口吃成大胖子。如此用力过度，弄得校方很着急，下令十二点后学生宿舍统一熄灯，只保留浴室和厕所。大概正是有感于此，才有我信上说的，“要提高学习效率，不要延长学习时间”。

至于图书馆抢位，那是一个全国性现象。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学图书馆设施严重不足，始终是个难题。其实，这跟学生宿舍过分拥挤有直接关系。我在中大念书时，十二平方米的宿舍住了七个人，好在大家互相体贴，没闹大矛盾。如今的大学校园，学生住宿条件已大为改善，加上电子设备以及网络使用方便，不再有清晨图书馆前排长队的现象——复习考试期间除外。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