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22年是“十四五”时期农村全面小康后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变、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期。中国朝着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迈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日，“清华三农论坛2022”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结合“十四五”规划，聚焦粮食安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收入等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明路径、添动力。

保障粮食安全，做好初级产品供给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关系，已经实现了由过去的“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国家粮食安全被赋予新的含义，食物安全问题显得愈来愈重要。

“确保国家食物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时候，重新审视这个根基是否牢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以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杜鹰指出。

持续至今的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国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始终存在。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事关重大，粮食和生猪、菜篮子产品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事关人民群众能不能在经济发展中有安全感。‘稳住农业基本盘’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基本盘就是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2021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这20年来，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产品的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268.5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468.3亿美元，年均增长11.7%，在全球的排名从20年前的第12位跃升到第2位。

从2004年开始，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从此前的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特别是2009年以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到2020年，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到947.7亿美元，“大进小出”已成常态。

“分品种来看，这20年里，谷物的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进口量增加较多的分别是油料、大豆、糖类、肉类和奶类。这说明，中国的谷物可以做到基本自给，缺的主要是蛋白类食物，这类食物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扩大，也是我们将来要特别给予关注的。”杜鹰表示。

食物自给率是表明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指标，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显示，20年间中国的食物自给率从1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6%左右，年均下降1个多百分点。而到2035年，可能会从目前的76%左右进一步下降到65%左右。

在杜鹰看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立足国内要保持合理食物自给率，涉及到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各个方面。此外，着眼国际则要打造海外供应链。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而且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共同承担责任。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把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张红宇说。

“种子”“耕地”科技创新

民以食为天，解决14亿人“吃得饱”“吃得好”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首要问题。

“要保障粮食安全，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必须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科技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唐华俊强调。

研发新品种确保了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培育推广高产、优质粮棉油等农作物新品种1万余个，推动实现了农作物矮秆化、杂交化、优质化的三次跨越，实现了5~6次大规模品种更新换代，突破超级稻、矮败小麦、优质小麦、抗逆玉米等作物高效育种技术，显著增强农产品生产支撑能力。

“品种每更新一次，都带来20%左右的产量增长，使得粮食亩产从1949年的69公斤提高到目前的382公斤，谷物亩产更高，达420公斤。良种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60%。”唐华俊指出。

同时，在种质资源方面，国家花了大力气，先后完成三次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还启动了畜禽种质资源调查和水产种质资源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长期库保存总量52万份，居世界第二。据了解，中国农业科学院刚刚竣工的新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可保存资源150万份，居世界第一。

“粮食安全最主要是从生产端来看，有没有能力产得出来，这个能力是否有保障，因此第一耕地数量不能少，第二质量不能减。”张红宇表示。

目前，我国耕地的总体状况体现为“三少”：第一，人均耕地面积少，从1996年人均1.59亩到目前1.33亩，人地矛盾尖锐；第二，高质量耕地数量少，高质量耕地不足总量的三分之一，优质耕地资源紧缺；第三，可挖潜耕地资源少，“非农”“非粮”挤占严重，肥力和健康质量下降。

“根据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从2013年开始，每年耕地都在减少。另外，1980年到2010年出现‘南减北増’现象，减少的都是南方比较好的耕地，增加的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根据2021年8月公布的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一年三熟的土地只占14.73%，一年两熟的占37.4%，大部分都是一年一熟，占47.87%。”唐华俊说。

根据有关研究，要取得1亿元GDP需占用1245亩建设用地；增加1个城市人口需占用100平方米建设用地、10平方米绿地。

“从这些方面来看，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非常有挑战和难度的，重点还在于提升耕地质量，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唐华俊表示。

他指出，我国与欧洲同类土壤有机质含量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除了稳定耕地面积以外，还要建设高标准农田，这是提升耕地质量、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建设高标准农田意义重大，能提升耕地质量1~2个等级，提高粮食产能10%~20%，平均增产粮食100公斤/亩。2022年将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可以稳定保障粮食产能在1万亿斤以上，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80%。

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任务。“实现我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宏伟且非常艰巨，同时要付出长期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表示。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3.9%，农村常住人口为5.1亿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45.4%，农村户籍人口为7.71亿人。按照联合国的预测，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74%左右，届时我国农村人口还有3.74亿人；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80%，而那时农村人口仍有2.73亿人。

“这说明，无论城镇化如何推进，未来农村人口仍是一个庞大的主体，要实现共同富裕，农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

陈锡文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更快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富裕程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31元，比城市落后11~12年。而且，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在魏后凯看来，城乡差距大的核心是农民收入低。促进城乡共富，不能采取削高填低的办法，关键是全方位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的最根本源泉来自农业和农村，未来的重点是激发乡村内生活力，建立各具特色、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和农业农村导向型的农民稳定增收机制。

“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一年以后，特别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后，又确定了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是未来关注的重点。”张红宇表示，把粮食安全和防止返贫两大方向守住了，然后才是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聚焦农民收入增长，夯实共同富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陈锡文强调，农村改革应完善农村基本制度，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集体经济制度在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该也必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