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4日杨振宁给江才健在《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上的留言。（本文图片均由江才健提供）

江才健已经记不清37年来他和杨振宁有过多少次会面了。

7月的北京，一个仲夏午后，江才健又一次走进清华园杨振宁的家。

江才健是台湾资深科学文化人，曾于1996年和2002年写作出版了两本传记《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以下简称《吴健雄传》《杨振宁传》），而让他声名鹊起。

看到100岁的杨振宁依然康健，甚至问自己要不要喝点可乐，江才健安心又开心。

“我们长谈了3个小时。不是谈物理、学术哦！”江才健正色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们都是闲话家常，甚至有一些小八卦。”

“我们是朋友。”江才健总是这样强调。虽然他们曾是采访者和受访者，虽然杨振宁是科学界的一个传奇。

而这也可能是江才健在这两本科学家传记中能展示出“平视”视角的原因。“写传记的作者和传主一定要平起平坐，才能执笔公允。”江才健说。

1992年，杨振宁（左）和江才健在山西太原。

《中国科学报》：您写过两本科学家传记《吴健雄传》和《杨振宁传》，非常经典，但您以前提过一个观点——不要写传记，这个判断从何而来？

江才健：劝人不要写传记，这话我只说了一半。就我自己来讲，我发现写传记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挑战很大。

但写传记是很有意义的，值得去做，这是后半句。

《吴健雄传》和《杨振宁传》

《中国科学报》：两本传记中您是先写的《吴健雄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给吴健雄写传呢？

江才健：吴健雄1965年来过台湾，很轰动，大家都说她是“东方的居里夫人”，但我那时还在念中学，没有太多印象。

我1978年开始从事科学文化工作。1983年吴健雄又一次来到台湾，当时在我的一位朋友、物理学家浦大邦安排下，我第一次接触了吴健雄，作了独家报道。那时吴健雄已经退休三年了，但她还是非常有活力，我也感受到她作为科学家的风采。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吴健雄是一位值得写传记的科学家，她的成就那么杰出，只是因为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以至很多人不看重她。

正式开始写传记则是6年之后了，这6年间，我跟她一直有信件联络。后来她再来台湾，我就提出给她写传记。

《中国科学报》：吴健雄是什么态度？

江才健：她是老派的人，总是说不要写我，有典型的中国人的谦虚和低调。

但在接触中我感受到吴健雄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她有很强的成就动机，不是一个轻易退让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人家给她一个称号——Dragon Lady（龙女）。龙女在西方漫画里意指有点魔力的东方女性。

1992年我在上海一个电视台做节目，我说吴健雄很强悍，大家都很意外，甚至有些不能接受。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科学家完美化，觉得科学家都应该是谦虚退让、客观理性的。事实上，我见过的科学家越多，越发觉这样的科学家非常少。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受过科学训练，就失去人性的底色。

而且，我认为，强悍并没有减损吴健雄作为一位好的科学家的形象。

《中国科学报》：您1989年开始写《吴健雄传》，1996年出版，历经7年，过程是怎样的？

江才健：我当时任职于《中国时报》，决定要写《吴健雄传》后，我去找董事长余纪忠，他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和吴健雄是同时期的校友。他很支持这件事，不但付我薪水，给我一年的时间去纽约采访，还另外给我一笔钱，用于在纽约开销。所以我的条件是很好的。

一开始我觉得写传记简单，不就是访问本人、访问外围，然后再写下来嘛，等操作起来才发觉有很多困难。

《中国科学报》：您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

江才健：第一个困难是，吴健雄是做实验的科学家，做实验的人动手能力强，但话不多。话不多的坏处就是你问她一个很大的问题，她只讲三句，我只能写一行。

杨振宁跟她刚好相反，很健谈，你问他一个很小的问题，他会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给杨振宁写传记的困难是他的材料太多了。

此外，1989年我开始写的时候，吴健雄已经77岁，记忆力已不是特别好了，而且她没有像杨振宁那样留下很多笔记，杨振宁连西南联大的笔记都保留着！所以我常开玩笑，杨振宁早就知道他要成为名人。

说回《吴健雄传》，我在纽约采访一年后回到台湾，但我手头还有别的工作，不能专心写传记，所以直到1996年才写完。

吴健雄在加州伯克利念书。

《中国科学报》：在写传记的时候，对于一些事实的判断以及描述的重心，您跟科学家本人会不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您怎样处理？

江才健：传记有两种，一种是授权传记，传主主动找你写，那你可能得听他的；还有一种是作者主动起意的，这种情况你就不一定要听他的了。

《吴健雄传》和《杨振宁传》都是我主动要写的，当然我也不能跟他们把关系搞坏。有些事情很敏感，写了传主会不高兴，我和吴健雄、杨振宁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最终都没有变成写不下去的原因。

吴健雄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从一个青春少女成长为雍容华贵的科学家，怎么能少了她的青春爱情故事呢？

我访谈过她的一些朋友，我的运气很好，也得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也有人辗转告诉了她。有一次她很不高兴，给我发邮件，意思大概是你为什么要找这种故事，这涉及了她的隐私。

我就写信告诉她，就像你做实验一样，我也在做尝试。后来她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采访到有人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她的同学几乎都在追她，是一个“万人迷”。我还访谈过一位科学家Robert Wilson（罗伯特·威尔逊），我到他家，他太太都说Robert以前喜欢Miss Wu，Miss Wu没有理他。

不过，我在《吴健雄传》里犯过一个错误，我得到了一张三人照片，吴健雄站在中间，两旁是两位男士，其中一位个子很高的男士与她拉着手，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她当时的男朋友Stanley Frankel。

得到这张照片后，我没有拿给吴健雄看，也没有向她求证。我担心她不允许我刊登，更怕她没收这张照片。我在访谈中曾问过她，是不是认得Stanley Frankel，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书出来后，我才得知照片里的那个人并不是Stanley Frankel。我想吴健雄在看到传记后，肯定心里说，江才健还没有发现那个人不是Stanley Frankel。

吴健雄和朋友

《中国科学报》：所以并不是传记里所有的事实和判断都得到了传主的审定和认可？

江才健：这两本传记出来后，很多人说我的传记是被吴健雄、杨振宁认可的，并将此当成对传记的赞美，但“认可”这两个字我非常不能接受。我的传记不需要他们的认可。

《吴健雄传》《杨振宁传》是我的传记，我跟传主吴健雄和杨振宁是平等的。这样我这两本传记才更具有客观评价传主的历史价值。

杨振宁曾经提过一个看法，认为国内很多传记写得不好，原因就在于科学家和科学作家是不平等的，科学作家没有平视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在强调不要“完美化”科学家，为什么？

江才健：我觉得我们中国一直在完美化科学、完美化科学家，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产生科学，而没有科学、没有坚船利炮让我们有了惨痛的历史，也让我们生出了自卑，继而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同时，对科学的态度却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我们要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作价值定位，这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应该做，也有条件做了。

完美化科学的一个表现是完美化科学家，但实际上科学家并不是完人。19世纪写的牛顿的传记，把牛顿写得像神一样。但后来的传记写得很清楚，牛顿并不是这样的，他聪明、努力、有天分，但他也是一个学霸，打压他人，权力欲很强。

我们知道了科学家是这样不完美的人，科学是跟你我一样不完美的人创造出来的一种对自然、对宇宙的暂时有效的理解，那么科学当然也是不完美的。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传记可以在其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江才健：科学家传记是科学史的一部分。科学史里不仅有科学家的成就，还有人。谈科学史，就是谈科学知识是怎么产生的，它背后一定受到当时的文化、社会氛围等的影响，同时还跟科学家本身的个性、兴趣有关系。

所以，写传记是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的。但我们还要思考应该写一个什么样的传记，不是19世纪完美化科学家的那种传记，而是真实反映科学家本来面目的传记。

《中国科学报》：说到真实、客观，普通人要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很难，写传记的时候您是如何做到准确描述并评价他们的科学成就的？

江才健：我的这个过程就好像改革开放那样“摸着石头过河”。

观点如何取舍？如果他做过一件事，9个人说他做得好，1个人说不好，怎么评断？9个人的意见跟1个人的意见如何平衡？

在《吴健雄传》中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每一个评论、每一个意见，书后都有附录，提供出处，说明是我访问来的，或是书上看来的、资料上查到的。这是做新闻的办法，“言必有征”。

我想这可能也是杨振宁在推荐《吴健雄传》中说 “为此类传记书开一新纪元”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您自己怎么评价这两本传记？

江才健：我觉得《杨振宁传》比《吴健雄传》要好，因为我比较有经验了，胆子也大了一些。

虽然说写传记不容易，但实际上写传记让我得到了很多，我在写作中接触了很多科学家，也更了解这个群体，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写吴健雄的传记过程中，跟很多与她同期的西方科学家见面，90%的男性科学家会请我吃一顿饭，而我去访问杨振宁的那些男性科学家朋友，没有一个人请我吃饭。

这里面有很微妙的心理因素，可能对于吴健雄，西方科学家是带着保护或者欣赏的态度，而杨振宁对于他们来说，更像一个Competitor（竞争对手）。

江才健：

中国台湾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曾为《中国时报》科学主笔、《知识通讯评论》发行人兼总编辑，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