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应该尽量给科学家减负，如果只抱着让科学家‘搬砖’的心态，最终也只能得到‘搬砖’的效果。”

在日前举行的香港桂冠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告诉《中国科学报》，科研挑战的难度是无穷大的，不应再给科学家定条条框框。

2004年，41岁的王晓东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在科研成就以外，他还开辟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及开创了中国本土生物制药企业百济神州。

王晓东 图源：香港桂冠论坛委员会

“一切皆艰难，但一切皆有可能”

“做科研最大的挑战，是要持续地面对失败，因为失败很可能是一种常态。”王晓东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回忆，刚回国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时，一位朋友曾总结说，刚开始在国内做科研，可能“一切皆艰难，但一切皆有可能”（Everything is difficult，but nothing is impossible）。

这是王晓东经历的真实写照。当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承担着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最初设立科研选题的原则，便是“只领导，不跟随”，做“世界最前沿的、别人没有做过的”科研选题。

“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在追赶的形势上，我们是最快的。”王晓东介绍，尤其在近年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中，许多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可能多年没有增长，甚至还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加速，别人在静止，所以肯定有可以赶超的可能性。”

他举例说，过去药物研发领域几乎没有中国人入场，如今不仅有License-in（授权引进），也有License-out（对外许可），还会到欧美和其他国家进行商业化。

没有答案的，都是好问题

论坛上，有学生提问，解决重要的科研问题不是一日之功，但要留在学术界，必须满足持续发论文的要求，那么如何找到最重要的研究问题？

王晓东认为，一切没有答案的问题，都能称之为一个“好问题”。只要增进了对未知世界的理解，哪怕只有一点点进展，都能造就非常成功的科学家。同时，这一过程也会带来充实的快乐。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阶段，王晓东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把未知的问题记录下来。“也许这些问题将来都做不出来，但努力找出问题所在的习惯本身，就会引导你解决最终的研究问题。”

在解决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时，王晓东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方面，合作是展开科研的重要方式。“科学太难了！如果一个人在战斗，恐怕是不行的，而大家通过交流能够互相启发，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王晓东表示，这次的论坛就为科学家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好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传统思维方式和科学思维可能不适配。王晓东举例，尊老的传统可能将科学家推向权威的地位，而科学文化是一种突破性文化，需要打破既有的认知，允许新生力量作出创新，这是最终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

王晓东呼吁，应继续给科学家减负。“世界上为科学家设置的奖励是最多的，比如邵逸夫奖等。这是因为我们希望科学家能够全身心投入有利于全人类的科学研究中，不要有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