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岁的他，“卷”出了草业的“黄埔军校”

 

■本报记者 田瑞颖 徐可莹

清晨5点15分，来北京出差的林慧龙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看到是99岁的老师任继周来电，他的心中生出一股不踏实感。

“今天的会都有谁参加？你把名字报给我。”听到老师的声音，林慧龙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让任继周一大早就牵挂不已的，是他主编的《草业大辞典》的第二版修订编务会，这是林慧龙等几十位草业学者今年6月相聚北京的目的。无法到现场的任继周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3个小时后，敲完上千字的书面致辞稿，任继周如往常一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去年生病过后，他的听力受损严重，却唯独对从房间各处传来的钟表嘀嗒声特别敏感。

近日，这位我国草业科学领域的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式步入百岁。他的百年人生，一半极“卷”，一半极“舒”——

身为中国现代草学奠基人、开拓者的他，“卷”出了中国草业科学的四梁八柱，“卷”出了中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和第一个草原系，“卷”出了中国草业科学的“黄埔军校”……

但他的一生又全然“无我”，看淡名利生死、活得舒展通透：他将七十余载的年华献给西北，于茫茫戈壁筑起现代草学的躯干与血肉；他一件尼龙外套穿了数十年，却累计捐款600多万元设立奖学金；他经历了苦难和动荡，却一股脑儿当垃圾清除；他步入期颐之年，却不惧生死、渴望“路倒”。

2003年8月，任继周考察内蒙古羊草草原。

20世纪50年代，任继周（右四）带领学生在草原实习。

1978年，任继周在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国际生物圈大会并发言。

任继周（左）在医院看望二哥任继愈。

任继周与妻子李慧敏合影。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 “卷”

这个7月的北京蝉鸣躁动、绿意盎然。离上地西里公交站不远的一个小区，就是任继周现在生活的地方。若逢访客到来，他腿脚利索时，总会提前下楼迎接。

比起半年前，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明显好了许多，手心更温暖，走路也轻巧了些。他端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一手搭在拐杖上，白色亚麻短袖配上浅咖色的长裤，深棕色的皮鞋擦得锃亮。

就在2022年底，一向硬朗的任继周因病走了两趟“鬼门关”。自那以后，他的听力急剧下降，走路也只能靠拄拐挪动。每隔一会儿，保姆就提醒他该吃药了。

今年初，身体刚有所恢复的任继周又开启了每天5小时的工作模式。他总担心“来不及”。

写不动长篇论文，他干脆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草人说话”。他不怕听到生死二字，为社会贡献一生的他，最怕与社会脱节。最近，他还在思考如何把5G和ChatGPT应用于草业领域。

任继周工作时，最离不开的是一副带链子的眼镜、两台电脑，还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尿袋。他在93岁时检查出膀胱尿潴留，装上了瘘管。学生胡自治怀疑，老师是在翻译教材的那几年落下了病根。

1956年，苏联的草原学教材更新。为了尽快让学生用上新教材，刚把甘肃天祝高山草原站建起来的任继周决定联合胡自治等一起翻译教材。

每天天未亮，任继周就在草原上开始工作，结束后立即赶回办公室翻译教材。所谓办公室，不过是两顶帐篷，高山上寒风凛冽，做实验的蒸馏水瓶在晚上常常被冻裂。为了少上厕所，任继周很少喝水，一坐就是4个小时。

遗憾的是，写了几年的珍贵手稿还没来得及出版问世，便因特殊时期无人看管，被老鼠吃掉了一大半。

“任先生倒没有难过，他只是劝我，以后千万不要憋尿。”作为任继周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88岁的兰州大学教授胡自治谈起过往，历历在目。

那些年，30岁出头的任继周还是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一名讲师。为了兼顾草原站的试验和教学工作，他每周至少两趟往返于甘肃的武威和兰州。

几年下来，连火车站售票员都熟知这位常披着雨衣、戴着帽子、提着包、湿漉漉的年轻人，甚至还为忘记带钱的他垫付过车票。

80岁时，任继周仍习惯于小步快跑。他曾经的学术秘书、兰州大学教授林慧龙回忆说，即使出差时候机，任继周也在忙着敲击电脑，哪怕是起飞前的15分钟，他都要读报纸、读杂志。

近20年，任继周一心扑在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建立上。他认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为此，他90岁时在兰州大学开设了全国第一门农业伦理学选修课，每节课一站就是一个小时。93岁后，他每两年给自己订一次计划，先后完成了《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以及《中国农业伦理学》等著作。

今年5月，对草业一线工作放心不下的任继周，又派团队成员、兰州大学高级工程师胥刚前往云南的院士工作站开展工作。“我这大半辈子一半在西北，一半在西南，现在西南的工作还是短板。”任继周说。

在任继周的家中，钟表随处可见，书桌、餐桌、隔断、柜子、各个房间的墙上……加上手上的腕表，都在提醒他珍惜这“借来的三竿又三竿”。

任继周说，他长寿的秘诀就是“学术养生”，“大脑指挥着身体，脑子好使，身体各部分才运作得好”。

2 “原罪”

“顺天时、量地利、行有度、法自然”，任继周“四维结构”的农业伦理学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我喜欢思考，是受我二哥的启发”。

任继周的二哥任继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其学术成就被毛泽东称为“凤毛麟角”。任继周的成长、学术思想的发展，都与任继愈有重要关系。

1924年，任继周出生于山东平原。1937年，家乡沦陷为日占区，他随家人“流浪”在长江一带。1938年，在四川江津一所中学读初三时，他不幸患上了致死率极高的细菌性痢疾。当时我国还没有专治此病的特效药，他只得卧床静养，发病时只能喝米汤吃稀饭，再加1包木炭粉。

患病期间，他读完了学校阅览室里所有的书籍，从代数、英语到希腊神话和流行小说，连《圣经》和“四书五经”也不放过。

当时的任继愈是北京大学第一届哲学硕士，毕业后去看望弟弟时，看到弟弟的作业和连续多年的日记时大为感动，便写信给父亲，说任继周是“可造之材”。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后，任继愈下定决心要把弟弟送到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这是西南地区最好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就要花掉任继愈10个月的工资。为了节省学费，任继周立志要提前一年考上大学，“争分夺秒”也在那时刻进了骨子里。

1944年，任继周果然提前一年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新生入学面试时，农学院院长冯泽芳问任继周：“你入学分数很好，为什么第一志愿却选了‘畜牧兽医’？”

“为了改善国人的营养结构。”任继周有些腼腆地说。这个回答，让冯泽芳含笑赞许道：“你口气不小！”

的确，任继周的选择与差点儿病死的经历有关，更是“原罪”的救赎。

任继周的父亲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军官。任继周年少时的记忆里，满是民族之殇，尤其是随父亲在长江沿线不断转移生活的那些年。

他忘不了在校园养病的伤残战士，离去后留下满地血渍；他忘不了站在长江边上，仿佛看见鲜血顺流而下……“我的心里难过极了，这些悲惨的记忆，无法忘记。”每当提及这些，这位老人都眼含热泪。

“我的命，是那么多老百姓保卫得来的。”这种“原罪”感，几乎伴随了任继周的一生。

大学时期，任继周师从我国草原学科奠基人王栋。毕业后，他在王栋的引荐下，前往刚在兰州成立不久的国立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前身）工作。在这里，他被学院的创办者、我国现代兽医学奠基人盛彤笙领进了广阔的草原。

盛彤笙是我国首位留德医学博士，为了“改变国民食物结构之梦”，转而学习兽医。盛彤笙创立了国立兽医学院，但他很快便意识到，光研究畜牧还不够，还要研究草原。

任继周就成为了那位“草人”。

他至今记得，从西安前往兰州的700公里路途，他们一家人颠簸了21天。一辆美式旧卡车载着他们，那蜿蜒崎岖的路，一路的黄土和不时的“抛锚”，都预示着未来的不易。

这一来，就扎根西北70余年。因为甘肃除了有全世界70%的草业类型，还有帮他在这儿安家并待他如家人的盛彤笙。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盯上了把中国草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任继周，并开出比当时工资高几十倍的薪资。任继周果断回绝了：“我是在这土地上长的，离开了土地，没有前途，必须在本国，而且就在兰州。”

近些年，任继周被儿子接到北京居住，但他的户口仍在兰州，“户口从兰州迁出来，就意味着动摇人心”。

3 “我做我的事，走到前头就好了！”

任继周书柜里的书满满当当，其中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他的最爱。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瘠”，他们都竭尽一生。

在传统观念中，草地不如耕地，甚至相互冲突。为了给草“正名”，初到西北的任继周几乎走遍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草原，翻毛皮靴都踏破了好几双。

任继周并不觉得苦，他胸前挂着盛彤笙不舍得用但慷慨借给他的德国相机，意气风发。连夜晚被野狼围住帐篷他都没怕过，反倒大笔一挥，写下“薄帐一顶雪地居，饥寒无惧伴熊狼”。

1954年，任继周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后来，他在天祝县试行全面的划区轮牧获得巨大成功，并得到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表彰。同期，他还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

20世纪70年代，任继周在国内提出大力发展草地农业，但在“以粮为纲”观念的长期影响下，反对声四起：“饭都吃不饱了，还给你种草？”

起初，他据理力争；后来，他沉默了，转而用实际效果带动转变。“我做我的事，走到前头就好了！”

1981年，任继周正式创立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而最初的所址租赁了一座体育馆椭圆形看台的1/4，实验室、杂志编辑室、办公室都挤在这里。

自此，他带着队伍一头扎进草地进行农业试验，还不忘叮嘱跟过来的队伍把甘肃农业大学的工作也做好。胡自治当时就是“两头跑”，他说：“任先生对甘肃农业大学的感情很深。”

试验地的成功，逐渐让草业的价值得到认可。在西北，他在甘肃庆阳草地农业试验站使用18％的耕地面积建立草田轮作的人工草地，使谷物单产提高60％，总产提高40％，畜牧业产值翻了一番。在西南，贵州威宁和晴隆的试验站也取得成功，比如灼圃试验站，1年产草量就增加了11.5倍，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8倍。

1984年，国家大力提倡种草种树，草业“科学的春天”随之来临。

那年，受启发的钱学森从工程系统论角度提出了“草产业”，担心只是“冒叫一声”，便写信请教任继周。次年在一场草业问题研讨会上，两位“笔友”一见如故。钱学森谈到“草产业”时说：“他这样一位科学家的鼓励，才使我增强了信心。”

借着这股势头，任继周迅速搭建起了草业科学的框架，从“草原”到“草业”，一字之差打破了农牧边界。他说“钱学森是中国草业科学的创始人”，而钱学森也称任继周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20世纪80年代，任继周意识到，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需要具备国际水准的草坪。草坪是草业的前植物生产层，为此，他很快组建了我国最早的草坪研发团队，还从国际竞争中突围，为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打造了中国自己的草坪主场地。

1995年，任继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发展也蒸蒸日上，不少一线城市的重点高校随之投来橄榄枝。任继周知道研究所并入高校会发展得更好，但他坚决不同意离开甘肃。“我在甘肃几十年，甘肃待我不薄，对我有很多帮助。”

2002年，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最终并入兰州大学。自此，甘肃省再添一支草业强军，从甘肃农业大学到兰州大学，大西北点燃的星星之火，逐渐在全中国“燎原”。

随着当选院士，任继周的事务变得多起来。任继愈特地写了一副对联赠予他：“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

“我二哥告诉我，干任何事情都要静下心来好好做，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考虑人家做什么火、生活好、地位高、赚钱多，专心干我自己的事。”任继周指着挂在书房的对联说。

4 草业的“黄埔军校”

很多人说，任继周建立了中国草业科学的“黄埔军校”。

这些人才后辈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高校院所、政府部门、草业产业，只要听到“集结号”，哪怕很多工作属于“义务劳动”，对评职称、晋升并无实际好处，所有人也会拧成一股绳往前冲。

就像6年前，任继周决定编写农业伦理学专著时，只是给几位学生拨去了电话，大家便积极响应。“任先生的思想超前，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也愿意满足他的愿望。”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说。

后辈们愿意聚集在任继周身边，不仅因为他是我国草业科学的一面旗帜，更因为自己的人生曾被他“照亮”。

胡自治研究生毕业时，恰逢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哪里能吃饱，任先生就把我们往哪里送”。在后来的特殊时期，任继周一手创办的草学专业差点被撤掉时，也是胡自治等学生顶住压力，将其保留下来。

直到现在，任继周还总惦记着晚辈们的“肚子”。有次林慧龙带着一行人汇报完工作刚要走时，就被叫住了。任继周拿出一张银行卡说：“这是你们几个人的稿费，你和他们几个分了吧。”

“他是怕我带来的几位老师没有吃饭，怕大家饿肚子，但他说话总会给对方留台阶。”谈及往事，林慧龙鼻子一酸。

兰州大学青年教师赵安一直在帮助任继周开展农业伦理学工作。在北京读博士时，赵安的生活有些困难，有时会做兼职，任继周知道后，总以各种理由给予赵安经济上的帮助，并勉励他要立大志、好好读书，“不要出去折腾”。

“任先生对我们青年人的成长非常关心，有信必回、有问必答。”赵安说，哪怕是上万字的文章，他都会逐字逐句地看，从早看到晚。

任继周在学术上的严谨，对林慧龙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林慧龙随80岁的任继周去贵州考察后，写了一份报告发给他。次日清晨4点，任继周不仅回了邮件，连文章中的标点符号都一 一改过。

从那以后，林慧龙发每一封邮件前都会反复斟酌。“任先生是所有人的坐标系。尽管我们偶尔摇摆、沉浮，但你永远知道，正确的方向就在那里。”

除了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围绕在任继周身边“义务劳动”的，还有受其帮助的学者，以及慕名而来的年轻人。

201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辛晓平找到任继周，请他为自己即将出版的专著作序。90多岁的任继周没有使用她准备的初稿，而是亲自敲了1000多字，还在序言结尾写道：“展翅雏鹰多珍重，青青诸子胜于蓝。”

任继周知道，所有的热爱都是未来的希望。

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青年学者韩永增在兰州大学读本科时，在一次实习中随任继周调研草原。韩永增的记忆中出现的，是一座高山、一段陡峭的悬崖，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背却又精神抖擞地走在高处，“他总是走在第一个”。

因为韩永增的妻子是任继周的研究生，韩永增申请参与了《草业大辞典》第一版的修订工作。13年后修订第二版时，任继周主动找到了这位年轻人。“任先生一直记得有这么个‘小孩’在干活。”韩永增说，这让他备受鼓舞。

5 “无我”

为草业奉献一生的任继周，不仅从未想过改行，还主动变成了“月光族”。

妻子李慧敏在世时，家中一切均由她打理，任继周甚至不知道家中有多少钱。2019年妻子去世后，他把妻子攒的养老钱全捐了，先后在6家单位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累计捐款超过600万元。

“我早已‘非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社会的。”任继周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看淡名利，也看得透生死。但目送一个个至亲“离场”时，他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普通老人。

2009年7月，任继愈生病住院，80多岁的任继周每天坚持往医院跑。病榻前，满头银丝的兄弟俩手拉着手，回忆着儿时在院子里疯玩、追着别的孩子“打仗”……楼道里时常传来欢笑声。

抢救前夕，任继愈劝他：“不要强求，太痛苦了。”

任继愈去世后，任继周每年都会去陵园献花祭奠，有时候还会从公墓卖花处买上一束菊花带回家，插在花瓶里。同行的学生担心“不吉利”，任继周却不在乎。

10年后，李慧敏也因病去世。很多人说，她是任继周的“开心果”。她爱跟晚辈开玩笑，也爱让他们带自己“偷吃”好吃的——尤其是红烧肉，因为任继周对她吃什么一直看得很紧。

得知“李奶奶”去世，林慧龙连夜从兰州赶到北京。凌晨1点的院子格外安静，没有灵堂，没有送别的人群，似乎连悲伤都藏了起来。任继周的儿子任海告诉林慧龙，父亲不让“办事儿”，让大家明早再来。次日一早，一行人赶到家中后发现，没有遗像，没有上香处，甚至找不到一处可以祭拜的地方。

几位难掩悲痛的年轻学生直接冲进屋里，在师母的床前跪下，重重地磕头。任继周没有落泪，反倒安慰大家：“人都有这一步，都会走的。”

那段时间，来拜访的学生们小心翼翼。反倒是任继周，一见面就谈自己最近又把农业伦理学推到了哪一步。

但他每天要把床头上妻子的骨灰盒擦得干干净净。

他的很多学生也步入了高龄，任继周每个月都跟他们通电话。若是学生打来，任继周总会挂断后再拨过去，以节省学生的电话费。一聊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他们谈学术如何发展，也聊谁“走了”，任继周总会惦记着给逝者的家属寄点钱。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当被问及希望给老师捎句什么话时，作为任继周目前年龄最大的学生，90岁的甘肃农业大学教授陈宝书放下手中的杯子，笑着说：“希望任先生再来一次兰州！他来我一定陪着！”

任继周听到记者捎来的话，大笑着点头说：“好好好。”但听到大家准备为他庆祝百岁生日时，他却摆摆手说：“我就是个普通老人。”

今年10月底，在兰州大学举办的任继周草地农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偌大的会议厅坐满来自全国各地的草业学科带头人、承载学科希望的年轻人，此外，直播间还有近3万人。他们用学术之声，代替了那句“生日快乐”。任继周并没有到现场，但似乎他就坐在场地中央。

期颐之年，任继周又订了新的“两年计划”：“我这年龄只计划两年比较稳妥。我想回顾一下优缺点，看看哪些工作做的还不够。生态文明的转变是一个大关，我这辈子解决不了了，要交给后面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