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浙江大学副教授，他却选择去德国重新读博士；对科研有着极大兴趣，他却选择到企业工作11年，后又回归高校；成为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洪堡人工智能教席教授后，他获得了不菲的支持，此时却选择了全职回国……无论怎么看，金耀初都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近日，这位27年来在中—德—美—英之间来回“折腾”的科学家选择回归祖国，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创建“可信及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金耀初与《中国科学报》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科研故事。

整个采访过程中，金耀初“金句”频出。提到第一学历，他说设置985、211门槛是年轻人的障碍；提到论文，他说发论文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论文也是不行的；提到自己，他说直到快40岁才安稳下来，之前一家人在外漂泊，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的；提到父母意见，他说年轻人可以听取父母的建议，但也不能完全听从他们……

金耀初 受访者供图（下同）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金耀初的专访。

不太看重短期的物质条件，有饭吃就可以了

《中国科学报》：你已经在国外生活、工作了27年，为什么现在选择回国？

金耀初：

近些年，国内的科研环境、科研投入都有很大改善。无论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人工智能都非常重视，项目推进效率很高。这是很大的吸引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介绍我认识了施一公校长，他邀请我到西湖大学看看。因疫情原因，直到今年3月才成行。3天半的时间里，我参观了校园，见到了很多老师和管理者，一个直观感受是，这里有一种鼓励长期探索、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加上很多老师都是从国外深造、工作回来的，我们相谈甚欢。

另外，在出国前，我曾在浙江大学求学、工作12年，对杭州非常熟悉，生活起来会很便利。

《中国科学报》：1996年你在浙江大学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后来留校不久又获得了副教授职称。为什么放弃这些，去德国再读一个博士？

金耀初：

我是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职读的博士。当时我有一个去德国访问一年的机会，副教授是访问期间评上的。

访学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受限于当时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脱节较大。研究理论只局限于计算机仿真，没有条件在真正的机器人上去验证。而德国在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结合得很好，所以我希望能深入人工智能领域学习。

另外，博士阶段学制相对较长，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如何独立做科研，适应这个领域。而博士后研究大部分是由项目驱动的，需要做的研究比较明确，没有太多自由度。所以我决定再读一个博士。

2001年在德国获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报》：在德国读博时你已结婚生子，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但你似乎没有太大压力？甚至读博期间，还中断一年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工业工程系做博后？

金耀初：

物质条件、年龄大小……我当时不太在意这些。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特点，我不在意短期的东西。

最初去德国访问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工资还非常低。同期去德国访问的几乎都会去兼职打工，因为即使在超市打工也能挣到比国内多很多的钱，但我没有打过一天工。我的时间都花在了科研工作上，努力获得导师的认可，就这样做了一年他才同意我留下读博。

不去打工并不是因为我的条件好。我出身于农民家庭，生活很艰苦，但我不太看重短期的物质条件，只要有饭吃、能过得下去就可以了。我不希望因为眼前一点东西而放弃了自己真正想要的。

如果有可能，我甚至还想读第三个博士，生物或者医学方面的（笑）。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看待当下这些“年龄门槛”？

金耀初：

现在的“年龄门槛”给后启动的科研人员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我认为单纯设置“年龄门槛”不合理。可以借鉴英国的一个青年项目，它规定博士毕业后多少年内都有资格申请，而不是在多少岁之前。

国内经常强调要给年轻人机会，但这些机会都被这样那样的门槛卡掉了，包括第一学历的门槛、985、211等，这些都是给年轻人设置的不必要的障碍。

在德国读完博士的时候我已经35岁了。家里老大5岁，老二刚出生，没有居留权，更没有房子，我们的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的，也不知道以后会在哪里生活，但当时我没焦虑过。如果换到现在这个环境中，我也不清楚会怎么样了。

大生态，小生态

《中国科学报》：你在本田研究院研究工作了11年并成为主任科学家，为什么又选择回归高校？企业和高校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金耀初：

本田在2003年的时候成立了研究院，致力于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引领研发、制造部门的工作。可以说，比在高校做科研更贴近应用。

同时，公司对项目的管理很灵活。我们有了新的想法，向研究院简单汇报、在内部进行评估后，如果合适就能得到支持。但在高校中，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其他国家，申请项目都非常重要。很多人一年可能要写十来份申请书，有些未必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可能最终的科研产出也很有限。我希望把时间留给真正想做的研究，所以选择到本田研究院工作。

一直干到了40多岁，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大家说的“中年危机”，我觉得自己到“天花板”了。研究院的限制逐渐凸显出来，比如公司可能不希望你频繁地进行学术交流，所有的合作项目指向性都很强，等等。这完全符合公司的利益，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限制。

在本田期间，我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又加上工业界的工作经验，这让我可以回到高校，到英国萨里大学任教。

《中国科学报》：研究生阶段，你从自动控制领域转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不久后，人工智能便经历了寒冬，当时你想过转行吗？你是怎么在这个领域坚持研究了几十年？

金耀初：

没想过转行，这是我的兴趣所在。硕士阶段我爱去图书馆乱看书，偶然看到了一本以色列学者关于机器人轨迹规划与遗传算法的书，感觉很有兴趣，就有意识地进行学习。后来我加入了IEEE（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下面的计算智能学会。

我做的计算智能研究，一直是相对小众的领域。我所在的计算智能学会，一直是六七千名会员，基本没什么变动。当时我去公司讲演化算法、人工神经网络有多好，他们都不太相信，觉得传统的数学方法更可靠。这几年人工智能热起来了，大家对人工神经网络的关注度才多起来了。

当它还没被大众所关注的时候，有计算智能学会这么一个生态圈就很关键。不管冷门热门，这个组织一直都在，你知道有这么多人一直都在坚持做相关的研究，这会给自己力量。

与学会比起来，本田研究院是一个更小的生态。在那里，我负责“演化与学习”小组。所里还有“计算神经科学”和“人形机器人”研究组，我们一小拨人相互探讨研究。一个大生态、一个小生态，所以我一直没有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一直在这个领域耕耘。

《中国科学报》：你的社交媒体头像是《神经系统及形态发育的计算机演化——走向演化发育人工智能》的封面，这本书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金耀初：

在本田研究院时，公司希望我们做些基础研究，于是我就开始自学计算生物学，并跟多所大学合作开展了神经系统与形态协同演化发育方面的基础研究。回归高校做科研后，我也争取到了相关的研究项目，但这并不是我的主流研究方向。这十几年来，一直零零碎碎地做。

后来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后，一直没时间写。直到2020年疫情开始，耗费大量时间的国际旅行没有了，有了整块的时间进行思考整理。最终，我写完了3本书。2021年出版了关于机器学习与演化算法用于数据驱动优化的书，2022年出版了一本联邦学习和隐私保护的书，2023年出版的就是这一本。所以，我总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

2022洪堡教席奖颁奖典礼（左二为金耀初）

“收敛—发散”的人生原则

《中国科学报》：听起来你的心态特别好，对于困难的事情也能坦然面对，那在科研、生活中有让你觉得特别难熬、沮丧的时候吗？

金耀初：

说不出来。我好像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痛苦的经历，我真的说不出来。

在控制系统里我们经常讲收敛和发散，我也经常用它们来描述我的科研和人生。

做科研一方面要坚持，要在专业领域有所精进，这是收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四处看看，吸收新的思想。当收敛到一个死胡同，再收敛就动不了了，就必须要进行发散。做科研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定下一个方向性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10年后一定要当正教授，这种目标就太具体，就可能会让人焦虑。而10年后还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所突破，这样的目标就比较可行。

《中国科学报》：你通常如何培养学生？

金耀初：

我希望每一位博士生能做3个有分量的工作。可能是与某个问题相关的不同方向，也可能是同一个方向的不同侧面。做研究的时候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发论文为目标。但博士期间还是需要有2～3篇好的论文，不然毕业后去申请项目或者工作，介绍自己非常优秀但是一篇论文都没有。这肯定不行。

论文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论文也是不行的。

《中国科学报》：你对年轻人有哪些建议？

金耀初：

我发现，我的学生在博士毕业后选择未来去向的时候，受到父母的牵制非常大。

我非常理解这其中有独生子女的因素，或者说孝顺父母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我想说，在读书、研究、工作方面，可以听取父母的建议，但也不要完全听他们的。

我希望他们的父母能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度。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愿意做什么事他们就让我去做，从来不说“你该成家了，该回国了，该怎么样了”。

*洪堡教席奖是德国最富盛名的国际研究奖项，每年人工智能领域的获奖科学家不超过6人。每位教席教授可获350～500万欧元，用于其在德国高校前5年的研究。

（感谢本报记者温才妃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