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出一则跨省转学公告称，本来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闫逸凡将转学到武汉大学外交学专业。

进一步追溯发现，武汉大学本科生院早在今年5月9日就发出公示通知，并点出了闫逸凡的转学原因：

从高考录取分数看，闫逸凡在2020年以湖北省高考646分（数学148分）、全省文科第十名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而当年武汉大学外交学的最低录取分数为615分，分数差距为31分。从北京大学到武汉大学，他的这个逆向操作让很多人费解。

这则消息很快引起社会关注，许多人困惑：他的选择明智吗？

单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23年7月10日的跨省转学公告为例，另外8个转学者类似，均为降格转学：有人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专业转到了西南大学统计学专业，有人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专业转到了沈阳工业大学英语专业，有人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转到了呼伦贝尔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有人从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无人系统专业转到了江苏师范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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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转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差距最大的为南方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尉迟逸轩，他转到北京联合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他的高考分数比当年北京联合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141分。

事实上，近年来这类逆向操作并非个案，只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转学会更加引人关注。

2021年，清华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廖弘毅转入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此事一度引起社会热议。

转学者还有研究生。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网站发现，就在今年1月份，清华大学设计学专业的3名博士生转到了南方科技大学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专业。不过他们的转学不同于本科生转学，而是随着导师马兆远教授的跳槽而转学。

翻开马兆远简历便可知，3人随导师跳槽而转学是明智之举。马兆远曾为天宫四号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宇航空间站超冷原子实验平台，2017年获聘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2018年9月到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任首席研究员、数字化先进制造研究中心主任。2022年1月，他加入南方科技大学系统设计与智能制造学院。

闫逸凡离开北京大学的原因详情并未公开，只有武汉大学公告称系个人身体原因。

闫逸凡本人很有个性。据其母校宜昌一中微信公众号，其高中班主任覃西全称，闫逸凡是爱琢磨却不喜欢刷题的“个性”学生，他在高中期间“作业上可以自主选择，自习课可以自主安排”。

在一些大学的公告里会对转学原因有进一步说明。《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武汉大学官网查到的2份公告发现：该校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化学类专业2018级本科生张之善，“一直不适应武汉当地的环境，导致经常昏昏欲睡，身体乏力，严重影响学习状况”，因此转入青海民族大学化学系；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2018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杨惠婷，“无法适应南方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身体不适，经常出现食欲不振，胸闷气短等症状，严重影响夜间睡眠”，因此转入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专业。

从清华大学转入电子科技大学的廖弘毅转学的原因更加引人关注。2018年，廖弘毅在高中二年级就获得了“清华大学无条件一本录取”资格，他是在当年“全国优秀中学生信息学冬季体验营”从400多名顶尖学子中脱颖而出的。

在知乎网站，“如何看待清华材料专业学生转学到成电软工？”问题下有200多个回答。令人意外的是，在知乎网站的回答中，多位网友替廖弘毅的选择叫好。

有自称是廖弘毅“六年同学，目前的好朋友，清华本科在读”的知乎网友“tshoigyr”称，在2019年自主招生的时候，廖弘毅得到了数理大类的录取结果，而不是目标中的计算机大类，最终调剂到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本来廖弘毅打算转系，但因为普通化学、普通生物的成绩拖了后腿而没有达到转系要求。

看起来容易，实际上转学是一条艰难的路径。

当高校或专业不理想的时候，FC碰碰胡老虎机法典-提高赢钱机率的下注技巧人选择程序简单的路径：退学或不去报道，而去复读。于是人们经常看到某地高考状元复读的新闻。

更夸张的新闻出自2011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周浩决定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读专科，这位2008年的青海省理科第5名更喜欢数控专业。

他当年纯属按照父母和老师的意愿，“糊里糊涂”选择了北京大学热门的生命科学专业。他在入学后发现，生命科学专业和他喜欢的机械加工相去太远。最终在休学一年后，他选择退学去和机械装备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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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周末2021年7月报道，周浩留校任教5年后深感职业有了危机，于是他选择离职加入了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创办的教育咨询公司，成了一名职业教育咨询师。图为2018年7月周浩在讲课。图源：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教育部2017年2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称，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

但是，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学生和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学生则不允许转学，这就让众多不如意的学子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难以为继。

至于研究生，教育部的规定是，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不得转学。

更早些时候，对于转学的规则更为严苛。据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师范院校(学校认为不宜学师范者除外)转入其他院校者是不予考虑转学的。

根据国内披露的有限数据来看，各省每年的转学生大都在个位数，也就是说，国内高校的转学远未普及，还是非常低频发生的事件。而在国际上的高校，转学是更为普遍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叶阳永看来，近年来频频被关注的高校转学是一个好现象。中国对于转学的规定条文太强调出口控制（转出高校），而忽视了入口控制（接受高校）。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事实上，入口控制才是转学的重点所在。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更加独立了，不再完全以父母和老师的观念来约束自己，那么当他们认为被录取的高校并不适合自己时，转学就成了他们冲破约束的想当然之举。

叶阳永说，社会对于大学的评价标准不应该太单一，有的北方学生不适应南方气候，有的南方学生在北方水土不服，各个高校风格迥异，那么评判高校优劣的标准也应该多元，适合当事人的大学才是他们的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