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梁晓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实验室介绍分子结构。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供图
■本报记者 杨晨
1954年10月,一艘海轮从美国的港口驶出,目的地是中国香港九龙。船上搭载着3位中国留学生,以及他们还乡报国的愿望。其中一位,名叫梁晓天。
为了这一刻,他放弃了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研究员一职,起草了《致美国总统公开信》,表达回国诉求,引发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最终,中国政府据理力争,与美方达成协议:中方释放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美方则为一批中国留学生发放离境许可证,不再扣留。
被列入首批归国名单的梁晓天,日后成为中国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发展历程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率先用核磁共振谱测定天然产物和中药成分的结构,是我国将波谱技术,尤其是核磁共振谱等引进和应用于天然产物和中药成分化学结构测定的先驱者。
2009年9月29日,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世长辞,今年恰其百年诞辰。
求真务实只认科学的理
后人忆起梁晓天时,谈得最多的仍是那个“5名美国战俘换回科学家”的故事。“但他在世时,很少说起这些过往的传奇或辉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原副所长庾石山眼中的恩师,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
“我常跟他开玩笑,他就像‘仙人’,高雅、谦和,不被世俗所扰。”庾石山记得,梁晓天的家中,挂着一幅字——“宁静致远”,那是老人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淡泊名利的梁晓天,对科研工作保持着超然的纯粹。他生前最不喜欢评奖,认为没必要。他总对学生说,把科技成果拿出来评比,并不利于科技事业的推动。“成果发表了就行了,别人要是觉得有价值就参考或利用,整些排名是种浪费。”
对于科研问题的争论,他更是“胆大心细”。“不管对方是谁,他只认科学的理。”庾石山回忆起恩师任《中国化学快报》主编期间,曾接收到一篇投稿,作者是业内享有盛誉的学者。
当时,梁晓天找到庾石山等3位博士生,让他们分别重复文中提及的实验,两周后给结果。交作业那天,梁晓天挨个儿问情况。3人个个面露难色,答复得小心翼翼:“没做出来,没有反应,要不我再加点班?”
“那就对了,就是不反应!”梁晓天提高了嗓门。听到这句话,3位学生既诧异,又长舒了一口气。庾石山后来才知道,梁先生在审阅论文时,就发现实验结果不对劲,所以找到学生们进行验证。“梁先生有机化学功底好,因为是学物理有机化学起家,专门研究反应机理。他看准的,十有八九不会错。”
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后,梁晓天便给作者写信说明情况,对方随即解释是因为“试剂拿错了”。 梁晓天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是拿错了哪个试剂?那你做出来看看,做出来才算数。”恩师对学术的执着,让庾石山满心佩服。
也正是因为“对事不对人,只认科学的理”,梁晓天从不摆架子。任何人敲门进他办公室讨教,他都会起身相迎,耐心解答完后,还要送客到门外。
有次庾石山去找梁晓天,正好碰见他与一位前来探讨学术的后辈告别。来客走远后,先生突然一转头,用浓浓的河南口音问了弟子一句:“他是谁呀?”一时间让庾石山哭笑不得。
开拓创新引领国内波谱学科发展
梁晓天的“胆大”,还在于他的敏锐和创新。
敏锐来自于不断的积累。“他始终走在科学的前沿。”庾石山记得,迈入古稀之年后,梁晓天因患疾病行动不便,但还是每日都抱着英文文献,研究世界上又有哪些新鲜事、又有哪些新技术问世。
我国天然药物化学的研究始于1923年。上世纪50年代后的20年里,包括梁晓天在内的一批留欧、留美的学者回国,极大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但是,天然产物结构的研究仍然艰难。
梁晓天原本的研究领域是物理有机化学,回国后考虑到国内有机化学和天然药物化学的发展现状,他便选择了天然产物和中药成分的结构研究,并将切入点放在了波谱技术方面。
“如果将天然药物化学比喻成一座大厦,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3根柱子就是有机化学、分离方法和波谱技术。”梁晓天的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教授王锋鹏形容,波谱技术相当于CT技术,只不过CT用于疾病的快速诊断,而波谱技术则针对化合物结构的解析。
在梁晓天的履历中,一叶萩碱、鹰爪甲素、乙素以及一些二萜生物碱的结构测定就是他通过化学降解、片断合成以及严格的推理完成的,是我国化学法结合波谱分析阐明天然产物结构的经典例证。
“这只是一个层面的贡献。可以说,梁晓天开创性地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 王锋鹏介绍,在我国,梁晓天最早介绍了红外光谱和质谱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上世纪60年代,他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波谱技术中的核心——核磁共振谱。在他的争取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购置了国内第一台60兆赫核磁仪和一台质谱仪。
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梁晓天主导编著了国内第一本核磁共振谱方面的参考书。但他对这本书并不满意,因为里面有不少复杂的计算方法,实用性较差,他还自嘲说这是本“天书”。为了使核磁共振谱技术能够广泛推广和应用,他又花费10余年编著了《核磁共振高分辨氢谱的解析和应用》一书。
在梁晓天的主导下,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编著出版了红外光谱、紫外光谱和质谱方面的参考书,连同之前的著作,首次成套出版了波谱解析技术工具书。
“这个过程中,梁晓天培养了一批我国现代波谱技术方面的骨干与人才,以谢晶曦、赵天增、于德泉、侯双洲和丛浦珠等为代表。”王锋鹏说,他研究生期间的光谱课,就由这些前辈所教授,代代传承。
启发式育人不只是简单的“Yes or No”
关于育人,梁晓天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和做法。
1996年,庾石山结束了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准备向有毒药用植物活性成分方向进行研究。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恩师,对方并未多言,只说了一句“你好好琢磨”,便离开了。
约10分钟后,梁晓天再次出现,手上多了一本书,并把书递给了庾石山。“那是一本关于有毒植物的书,估摸着是同意了我的选择。”庾石山印象中,先生对于学生的决定很少直接说“Yes”或者“No”,他的回答多是行动,给予的也总是包容和自由。
庾石山还记得,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梁晓天只改动了少数的字,回复了一句话:“这是你的博士论文,不是我的,你要对你自己的论文负责。”
如今面对学生提交的论文或报告,庾石山也不会急于指正,而是给学生留足空间继续修改完善,直至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版本。“然后让他们去和初稿比较,自己去领悟和学习。”
如果后辈请教具体的学术问题,梁晓天并不会马上作答。他会花时间查阅好相关文献,再带上文献与学生一起讨论,有理有据地解答。对此,庾石山记忆犹新,面对学生的提问,庾石山也会花几天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后,再回复对方。
“先生的教育是启发式的,而非填鸭式的 。”梁晓天会根据学生的问题找到相关书籍,并翻到对应的篇章,让学生先阅读。因为他认为,在学生充分思考后,讨论才有意义。
王锋鹏在博士研究生期间,自觉英语听说写能力欠佳,曾向梁晓天请教。梁晓天安慰他,说自己刚到美国留学时,听不懂英文,也说不利索,但好在写作不成问题。
到美国后,第一堂语言考试要求写一篇“对旧金山的印象”的作文。没想到,梁晓天通过了,另一位口语不错的同学却没有。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学习,3个月后他竟可以一字不漏地听懂英语广播。
“学英语应是先写后听再说。”梁晓天一边说,一边拿起了粉笔,“写的关键是至少要掌握7000到8000个词汇,专业性不必太强。学习词汇的要诀是从词根、前缀与后缀入手。”
他在黑板上挨个儿写下了heli (太阳),helium(氦),apo(远),aphelion(远日点), peri(近), perihelion(近日点)……不一会儿,就写满了整个黑板。
王锋鹏一直都记得那个场景。那一席话,醍醐灌顶,令人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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