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表达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克服教育“内卷”化的愿景，大意是只要大学放低录取标准，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宽进严出”，“内卷”的动力自然就会消失。

事实上，有关大学“宽进严出”的提议，至少在3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大学实行的还是“严进严出”，“宽进严出”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化调味品”，只起到了开阔眼界、活跃思维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与之配套的“宽进严出”反而没有多少人再提及。直至今日，学校教育“卷”成人人厌烦，但又都无奈参与的状态，才不得不考虑以“宽进严出”解决大学的“内卷”问题。

从理论上说，科学的管理政策应该是前瞻性和实效性相结合。然而现实往往多变，在管理政策未能顾及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它亦可以倒逼政策的调整和改进。

如今，大学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内卷”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却丝毫未影响大学为此而前赴后继的决心。相比之下，中小学的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恐怕还只能算是“预备动作”，大学在“卷”出第一、第二步后，似乎还要具备像人工智能围棋高手“阿尔法狗”（AlphaGo）一样的能力，想到无数步“后手”才会被业界认可。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宽进”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与此相适应，“宽出”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宽进宽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却很少被管理者所反思。实际上，长期的“宽进宽出”已经让大学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旅行客栈，大学生则成为了来去匆匆、无心恋“栈”的游客。因为所学课程的基本讲法相差不大，并且都以就业为导向，以往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出身于某某大学”的独特性，或者说标识变得相当罕见，大学对学生人生的影响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严出”的前提是允许高校进行一定比例的正常淘汰。对少数顶尖高校来说，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它们的学生也是通过严格筛选和激烈竞争而“严进”的，要对这些“天之骄子”再实行“严出”，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何况相应的“出口”也并不通畅，更缺少相关的政策依据。

对多数高校来说，情况则相对复杂。有的高校仍希望保持相当的规模，或者说仍存在工作惯性。在以“数量”为标准的工作惯性下，它们会把规模缩小当成办学“走下坡路”的表现；有的高校生源本就不足，它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吸纳报考者，根本不可能实行“严出”；还有的高校鼓励校友和在校学生通过拍摄小视频的方式展示学校的硬件设施，为的也是吸引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总之，大多数高校都会担心“严出”影响生源，进而影响本校的前途。

高校要真的实行“严出”政策，在校生这一关也不大容易过。过去30年的实践不仅让“宽进宽出”政策合法化，也让升入大学的新生普遍产生逃离军事化管理高中的“解脱”感，他们更希望通过大学在管理上的“轻松”疗“应试教育”的“伤”，“严出”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也会让他们不知所措。

如果说对学生过于“从严”管理会重走“应试教育”的老路，进而演化成一种“内卷”的话，对学生管理的过于“放宽”，因为同样处于“攀比”的旋涡中，也会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卷”。这两种“内卷”背后的逻辑都是走极端，在类似的路上走多了，往往容易失去管理学生的分寸感。

最近，江苏某高校因一位新生在学生手册的考试中，以“网红账号”名填写该校首任校长姓名而予以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之所以引起公众和在校学生的异议，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应有的分寸。

无论是实行“宽进严出”，还是继续实行“宽进宽出”，大学如果想避免衍生出新形式的“内卷”，就需要超越词语上的形式主义，不过分纠结“词语”本身的意涵，更不能以“词语”作为“圈地自肥”的手段，真正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创造出各种符合国情、校情的可能性，从而因势利导，化解难题。如此才可能使大学有效避开堕入“塔西佗陷阱”的风险。

应该看到，“大学放低录取标准”只能部分消解高中学生的“内卷”问题，对大学内部的各种“卷”则无法产生直接效应。以“低标准”录取的学生在入学后，同样会继续参与校内各式各样的“内卷”，并且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成为超越“内卷”的推动力量。

当然，在管理体制和机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知识水平并不是影响和改变大学“内卷”的决定因素。因此，要成功消除大学的“内卷”现象，让大学重新引领社会，仍需要从管理理念和方式入手，在制度和机制上进一步创新。